帛书《黄帝四经》的因循为治与老子的无为而治

帛书《黄帝四经》因循为治主张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之共同点是都强调对天道和客观实际的尊重。两者的不同是老子以顺任天道自然为目的,认为如果能做到顺任天道自然而去掉人为则自然达于治;而帛书则以因循天道自然为手段,主张顺任天道和时势而为之以达于治。西汉初年的政治实际体现了黄老的因循为治思想。帛书的因循思想保留了老子之无为主张,尊重天道和客观实际的认识,同时又在这一前提下提倡积极有为,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与文官政治的形成

北宋建立伊始,统治者吸取了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武人乱政、中央无力的教训,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导致文官政治的官僚体制形成。北宋文官政治随着科举制的完善和发展,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定型,仁宗时达到顶峰。文官政治对北宋政局乃至明清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新诠

黄老道家强调君主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因循臣民的才能和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所彰显出的独特卓异的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管子》四篇的虚无和因循思想

虚无和因循思想是<管子>四篇中的重要范畴."虚无"指使内心保持空、虚的状态,"因循"指做事有所遵循和依从.二者构成一个有内在张力的统一体,是先秦道家为君主设计的一种内心修养方法.<管子>四篇的虚无和因循思想代表了道家暨黄老学派对修养、行为及其关系的看法,对它的探讨对于认识道家暨黄老学派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宋初统治思想略论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是赵宋政权确立和巩固的重要时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封建统治者是把黄老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的。然而，从宋初对儒佛道的政策，儒家政治思想在宋初的地位及儒家政治思想在宋初的实践等方面来看，宋初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而非黄老思想。     

论北宋林特茶法改革

北宋林特茶法改革与真宗朝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是北宋茶法改革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为解决茶叶虚估之弊的第一次改革。但林特茶法改革从一开始就被丁谓集团利用,作为聚财手段,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是不彻底的改革。     

再论《西昆酬唱集》与道教之关系

《西昆酬唱集》是真宗崇道时期馆阁诗人唱和所结之诗集.然而历代从道家、道教角度对此集的研究却是罕有其人.参与唱和的诗人大都参与了真宗崇道的活动,部分诗人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集中诗歌大量使用了道家、道教之典故与意象,使全集充满了神仙道术色彩.无论是诗人行为还是诗作内容,整部《西昆酬唱集》都与“道家、道教”关系密切.     

论李继迁受封

李继迁在宋太宗、真宗两朝时,以夏州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势力,与宋廷展开长期争战,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积极扩充势力,为后来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太宗时,李继迁曾一度归顺宋朝,以后又叛宋自立,不断侵扰宋朝西北边境。真宗初,李继迁再次归顺宋朝,以求暂时缓解双方尖锐对立的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宋真宗考虑到长期战事已经引起西部边境民生凋弊的实际状况,再加上即位之初稳定政局的需要,于是接受了李继迁名义上的归顺,并赐予李继迁国姓及官爵。     

法家因循的理论设定

中国因循思想的源头应该在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辅＂,这是道家重视外在道这一哲学运思在实践方法上的自然选择,因循也成为道家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最为耀眼的星座;虽然由重视＂道＂和＂法＂的程度相异,可以分辨道家和法家,但法家重视＂道法＂概念本身就充分说明,法家与道家的紧密思想渊源;不仅如此,而且＂道＂和＂法＂虽然字义不同,但就它们都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这一点而言,就显示出相同性;也正是这个缘由,因循同样是法家所重视的一个思想,且显示出精密的理论逻辑轨迹,它们既有何谓因循的界定,也有因循始发点的考量,而且有因循内在理由的追问;无论在老子还是法家,因循都是俭约的方法论实践。这对我们面临三大危机而行为实践的方法论具有积极意义。     

法家因循的理论设定

中国因循思想的源头应该在老子"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辅",这是道家重视外在道这一哲学运思在实践方法上的自然选择,因循也成为道家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最为耀眼的星座;虽然由重视"道"和"法"的程度相异,可以分辨道家和法家,但法家重视"道法"概念本身就充分说明,法家与道家的紧密思想渊源;不仅如此,而且"道"和"法"虽然字义不同,但就它们都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这一点而言,就显示出相同性;也正是这个缘由,因循同样是法家所重视的一个思想,且显示出精密的理论逻辑轨迹,它们既有何谓因循的界定,也有因循始发点的考量,而且有因循内在理由的追问;无论在老子还是法家,因循都是俭约的方法论实践。这对我们面临三大危机而行为实践的方法论具有积极意义。     

北周与后周改革比较

:北周武帝改革与后周世宗改革相距 40 0多年 ,但双方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一是背景相同 :都处于社会长期分裂、人民极度厌战的动荡年月 ;二是内容相同 :都进行了严惩贪官、澄清吏治的政治改革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经济改革 ,整顿军队、增强武备的军事改革 ,并采取了毁佛举措 ;三是作用相同 :都开启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 ,北周武帝改革为隋统一铺平了道路 ,后周世宗改革为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     

“进呈取旨”: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

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取旨、书写圣旨三个环节。在进呈环节中,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协助皇帝了解外情,同时也常上下其手,操控信息。在取旨环节中,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但由于经验、能力的局限,常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圣旨"之中,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书写圣旨时,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意,有时则会有所删改。出于防弊目的,皇帝在各环节上,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博弈也愈发复杂,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试论光武帝吊臣

在"君吊臣"历史上,光武帝可谓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封建帝王。他在臣子死后,不仅有赐棺具或冢地之举,而且对一些国家重臣还亲临其丧以表哀悼。他不仅在吊臣数量上超过以往封建帝王,还开创帝王亲自为臣子送葬的先例,其所吊臣子以文臣为主,往往赐棺椁或亲吊,较少赏赐钱帛,这与西汉诸帝有很大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光武帝开国帝王身份有关,与他个人儒者气质有关,也与当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则是其终极原因。     

“大唐盛世”下的官员选任

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为避免重蹈隋亡覆辙,革新政治、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他们统治时期国家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开创了备受后人称赞的“大唐盛世”。三位帝王开明的用人思想、正确的用人策略,为唐王朝成就盛世大业提供了人事保障。     

宋荦承刻“御书”探析

宋荦乃康熙之宠臣,康熙三年筮仕黄州府通判,此后仕途通坦。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0直到康熙四十四年迁任吏部尚书。在吴十四年,宋荦依托苏州刻书之地利,刊刻了大量精品图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其承刻的“御籍图书”,成为内府刻书的有益补充,开创了清代臣子替内府刻书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康版书”风格的形成。而宋荦之所以能承刻御书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康熙皇帝平定天下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冀营造一种稽古右文之盛景,并以弘扬文治来收买人心。但当时天下初定,内府刊刻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康熙皇帝之文治需求。而宋荦刊刻图书之能力及其风格甚合康熙帝之需求,同时宋荦自祖辈起即得康熙皇帝之恩宠,宋荦为官及学识为世人称道。鉴于此,康熙皇帝敕宋荦刊刻御书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论宋代科举制对高校扩招的启示

宋代科举取士的规模空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朝廷对文官人才的需求,激发了士人读书向上的热情,促进了宋朝科技文化的繁荣,但是对国家和知识分子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当今的高校扩招,与宋代扩大科举取士虽已事隔几百年,但也存在相似之处。分析宋代科举取士的影响,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高校扩招,解决高校扩招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不无启发价值。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诸庆节:宋代的官方节日

宋代时不仅民间传统节日文化造入了成熟、丰满时期,而且在宋真宗、宋徽宗两朝,又新创了11个节日,既增加了宋代节日数量,同时,在国家因事设节、完善中国古代节日系统结构方面具有开创之功。从此,中时历史上的节日,除广大士庶参与的民间传统节日之外,新增了由官府各级机构大小官吏们参与的官方节日,对后世乃至我国现代节日产生了深远影响。     

序迁与破资: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司法职能评价

宋朝地方最重要的审判级别是州(府、军、监),州级属官是宋朝州级审判中的主体人员,针对宋朝州级属官群体的施政评价中,司法职能考奖是最主要的制度构成部分。宋代对属官群体的任职评价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等,但中等评价成为实际考核的绝大多数,因难分优劣而成为普通级的司法评价,并对应着属官群体漫长的循资历级迁升模式;优秀级司法评价为雪活人命或修订国家法律,最高级司法评价为认定地方完成狱空治理,后两种方式才可以在资格体系中实现地位跳跃,但在宋代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因而可贵,所以宋代基层文官作为法官角色是缺少晋升空间的。     

宝元至庆历年间的范仲淹与韩琦

宝元至庆历年间是北宋的多事之秋,与夏战事纷争,与辽关系紧张,内政上问题积重。朝廷启用了一批富有政治才干的官员共赴国难。其中,范仲淹、韩琦表现尤为突出,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范仲淹更是被推崇为国臣第一。文章将二人在此时期的作为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加深对两位北宋名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