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以《西都赋》为例

李善注对《文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也有不足。五臣注是在唐人不满李善注“释事而忘义”的情况下出现的,其全面否定李善注是错误的,但其注释主张则反映了文学作品注释的新思维新发展,注释实践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两家注各有独特的贡献,合之两利,离之两伤。     

五臣注《文选》注释体例考

<文选>五臣注在训释词义、解说句意、注音、征引典籍、解题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注释体例.梳理五臣注的注释体例,为确定五臣注的原貌,从而对李善注与五臣注的混乱情况进行区分提供了可能.     

论尤刻本《文选》的集大成性质及其成因

《文选》尤刻本是以全帙形式留存至今的最早的李注《文选》版本,在《文选》版本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依据近年问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在详细比勘其中李注和尤本中的李注异同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尤刻本李注不仅正文、注文以及注音部分吸纳了五臣注,而且也汲取了唐代其他众多注家的内容。尤刻本李善注《文选》,实际上是唐代以来在李善注原本的基础上,又采纳诸家注本之长的集大成之书,其间搀杂了唐、宋两代漫长的岁月里学者们校勘《文选》李注的成果。这一性质的成因在于李注本在李善生前已经有多种不同的钞本和宋代官学多次组织学者加以校勘,采纳当时存世的各家注本,加上自己的意见,多有改动和充实。     

宋刻《五臣注文选》孟氏本与陈八郎本关系考

今人所知的宋代《五臣注文选》中,孟氏本与陈八郎本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刻本。这两个本子虽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在正文的舛误、注文的舛误及与古抄本的差异等方面皆存在一致性,这说明它们应来源于相同的祖本,而这个祖本极有可能是史料所载最早而今日已经佚失的《五臣注文选》刻本——毋昭裔本。正是这个处于从抄本到刻本转折之际的本子,影响了孟氏本和陈八郎本等后世《五臣注文选》刻本的总体面貌,包括共同舛讹之处。     

俄藏敦煌写本Ф.242《文选注》与李善五臣陆善经诸家注的关系--兼论写本的成书年代

本文参考李善、五臣注,揭示写本无名氏注与陆善经注亦有某种联系.又据写本确有援引颜注<汉书>、又避唐中宗李显名讳的事实,否定学界写本成书在初唐(太宗)时期说,以为当在玄宗以后.最后指出尤延之刻本参据了此写本.     

宋人对《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评议

自《文选》学史上的两种主要注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问世后,对其优劣的评价一直没有间断.散见于宋代笔记等著作中的札记在评价两种注本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褒扬李善、抨击五臣,其对五臣注的评价多采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通过对《文选》注释的详细比对发现,宋人的评价并非客观.宋代一般知识阶层中盛行的是五臣注,苏轼等人对李善注的褒扬,最终导致了《文选》合并本、单李善注本的刊刻问世.     

《六臣注文选·招魂》谓五臣“同逸注”考辨

宋刊《六臣注文选·招魂》谓五臣注与王逸注相同者 ,凡 41条。对照日本古抄本《文选集注》和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五臣注 ,除去 13条因二书未引无由参证 ,馀 2 8条与王逸注并不相同。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辨 ,实有助于《文选》和《楚辞》的研究     

韩国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的传本价值

奎章阁六臣注本《文选》的底本是现存唯一的最早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的《文选》六臣注本,后世的"六家"、"六臣"注本都是这个文本的传承系统。作为六臣注祖本,它保留了原初注文合并的真实面貌,可以考察后世传本的变化及其编排删省的得失,体现合注互补的优势特点;其中的文字异同,可以校正后世传本的脱误错讹,拓展视野,探讨"秀州本"最初合并二家注时的编撰方法以及别本资料来源。当然奎章阁本《文选》也有不少失误,有的可能是"秀州本"编撰时造成的错误,也有的可能则是秀州本在朝鲜时代的传播刊刻中产生的问题。     

《文选》五臣注从单注本到合注本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文选》在从单注本发展到合注本后,在正文和注释上都出现了调整与变化。主要有正文的改动、音注的增加与变化、注释内容的调整以及异体字的大量使用等等。这些调整与改动或优或劣,影响到人们对五臣注价值与地位的评价。而《文选》合注本中的五臣注,也已经偏离了五臣注的原始面貌。     

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

本文对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作了新探讨,揭示了此书是五代蜀相毋昭裔刻五臣本的较忠实翻刻本,具有唐写本及日本古抄本的一些特征,文献价值至高。并揭示了书中抄配部分当出于清末蒋凤藻收藏时以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抄配,实无价值,未可与原刻等观。     

《文选》李善注引《法言》考

《文选》李善注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被誉为“考证之资粮”;《法言》是西汉著名学者扬雄的著作,是汉代重要儒家著作之一,李善注中多次引用《法言》。本文将对《文选》李善注中对《法言》一书的引用情况进行考证。     

《文选》李善注引《诗》《骚》之文学精神发覆

《文选》李善注在大量征引《诗》《骚》文本及其研究《诗》《骚》之有关论著的过程中,从词句承传之渊源生态、以事析典之解读方式及比兴艺术之广泛运用等三方面,充分体现出《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这些对唐代士子的科举考试与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与促进作用.《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与之所以如此自觉产生,是因为李善注能够自觉奉行《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选文标准的结果.     

《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释义情况与大徐本之比较研究

本文拟将李注所引《说文》的释义情况与大徐本《说文》作一比较,以对《说文》学以及文选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通过分析研究,最终认为大徐与李注所用的《说文》当为同一版本或较为接近的版本,我们完全可以用李注所引《说文》资料去印证今天的大徐本。     

上野本《注千字文》与敦煌本《注千字文》

上野本《注千字文》是现存最早的《千字文》注本之一,与敦煌本《注千字文》的关系值得探讨。本文论述了这一珍贵抄本的文献学意义,并着重对黑田彰等人著《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的注释加以补正,为进一步展开与敦煌本《注千字文》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文选》李善注引司马相如文舛误举例

李善注《文选》,不仅注音释义,而且引文赅博,对于《文选》的学习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李善注本出现错讹在所难免。今以善注引司马相如文为例,归其舛误为四类:混淆原作篇名;"各随所用而引之";注文错误或与原文抵牾;字形字体处理不规范。     

论《文选》“铭”类

从内容上说,铭文是对所铸钟鼎由来的说明,钟鼎是为纪念赞颂祖先功绩而铸;铭还可以纪生者之功,其基调是赞颂;铭又常用于鉴戒,劝人肃言慎行。刘勰所论铭体之"大要"有三:"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实是曹丕"尚实"说的展开,"弘润"之说显然也从陆机"温润"说脱胎,"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是陆机"博约"说的继承。铭体以永垂后世为目的,因而都以金石为载体,这就注定了其体以言简意深为尚。从形式上看,铭可分为缀序铭和徒铭两种模式。就铭文本身来看,其形式一为骚体,二为齐言。铭文从刻铸于金属到镂刻于石材再到书写于纸张的演变历程,也是其形制篇幅由简到繁的演变历程。从载体看,铭文渐与碑文合拢并流。《文选》共录铭五篇:班固《封燕然山铭》属武将外战功勋铭,具有强烈气势美;陆倕《石阙铭》属帝王内战功勋铭,注重征讨正义性;崔瑗《座右铭》是立身处世的自我勉戒;《剑阁铭》为山河之戒张本;《新刻漏铭》的价值是在于体现了器物铭所应具有的人文内涵。     

论《李商隐诗歌集解》的注释成就

刘学锴、余恕诚编撰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是一部优秀的诗歌注释著作,学术价值高,社会影响大。其注释成就主要有:第一,资料搜罗详备、校勘细致谨严;第二,注释内容全面系统,准确度高;第三,折中判断贯通诗意,深入分析时出创见;第四,审美观照,阐发拓展诗歌艺术特色;第五,内容编排科学、注释体例完善。总结《集解》的注释成就,探讨其注释思想,不仅对于总结新时期诗歌注释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而且对整个古典诗歌的注释和解读都具有典范的意义。     

试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魏都赋》注者题录的有关问题

《文选.魏都赋》注者是张载还是刘逵,学术界曾有过不少讨论,但总因文献不足而存疑,以致传世文本中仍有不少题为刘渊林注。韩国奎章阁本《文选》1983年影印本《绪论》又提出卷册分合的问题,今有唐钞《文选集注》的材料,可以澄清学界多年的疑惑,并进而探究,将《魏都赋》注者张载改为刘逵,是后世整理《文选》,合并编纂李善注与五臣注时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