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申诉权的本质是诉权

陈亮上官丕亮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上访者控告申诉权的宪法解读》一文中指出,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他人以及国家的侵犯时,应拥有获得救济的机会。所谓“有权利必有救济”,其目的就在于使公民在权利遭受侵害时,     

《国家教育考试法》:落实考试权的宪法保护

国家考试立法不完善,是考试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从宪法之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视角看,应强调对国家考试权力与公民考试权利的平等保护。就教育考试方面说,落实完法所隐含的考试权的途径是制定《国家教育考试法》,对考试权的地位、法律责任、权利救济等给予明确规定。     

社会公民权初论

社会福利制度与公民权相结合而形成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之目的是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使公民过上一种“文明化的生活”。而国家一般通过在宪法中确立社会国家的理念及规定具体权利来确认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通过国家机关承担分配、给付的方式予以实现。理性的主张认为社会公民权应具有司法受益权功能,具有可审判性,可让公民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而妥善解决争议。     

析宪法权利的救济权

宪法权利救济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救济权的实现和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社会保障权和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完善

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具有普遍性、法定性、非对等性和复合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确认,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去建立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我国非常重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因此,必须完善社会保障立法,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应继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形成系统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典,赋予公民社会保障的救济权利.     

论我国公民社会权及其救济模式

社会权概念提出至今,由于理论上的困扰及实际保障中的局限,一直影响着该项权利的真正实现。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公民社会权的救济模式——积极救济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及实践)和消极救济模式(宪法解释、社会立法、司法裁决)何以可为及何以可行的分析,从法学与社会学融合的视角提出,在我国,把积极救济模式与消极救济模式结合起来对公民社会权予以保障,不仅有益于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和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而且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社会权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延迟退休政策下我国公民退休权的保障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符合我国发展趋势.公民退休权既包括退休后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也包括公民退休选择权.基于我国国情,延迟退休政策并未侵犯公民退休权,相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应在合理借鉴他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问题,从制度构建和侵权救济两方面完善公民退体权保障体系.     

论教育法对教育权的规范和保护

依照教育法的规定，教育权分为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公民教育权三种类型，三并重发展是当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即公民受教育权，是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综合反映，是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公民受教育权是一种社会权，而不是自由权，所以，探讨它的法律保护就成为教育界和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需要突破传统的法理观念，采用新的诉讼方式，通过民事上或行政上的司法救济，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路径之探讨

公民社会保障权是宪法明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分析公民社会保障权的立法意义和现状,提出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政府行政给付义务、完善司法救济途径等具体的实现途径。     

国家紧急权力下公民不得克减权利的内容

国家紧急权力是政府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依法行使的一种不同于平时的特殊权力,它使得政府的权力获得极大的扩张.为了对抗政府权力的滥用,国家有必要规定公民的一些不得克减的权利.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平等权、人格尊严权、司法救济权,是公民不得克减权利的重要内容.国家在制定紧急状态法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公民的这些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     

高等学校学生纪律处分的法律思考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教育部制定的行政规章,应对高校学生违纪处分作出相对明确、操作性强的规定。高等学校制定或修改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时,要体现管理权源的正当性、程序的合法性;在进行学生违纪行为认定时,要考虑学生的主观过错、客观行为,坚持处分与行为相适应的原则。学生违纪听证制度是学生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学生违纪处分的必经程序。“有权利必有救济”,应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依法治校的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特征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司法救济正在表现出对于推进教育领域中法治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生活在教育社会中的公民正在逐步享有《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作为基本人权的司法救济权。但是,教育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管理过程所具有的教育性、学术性和民主性,并不是所有的学校纠纷都适合司法救济的途径。司法救济作为一种普遍性和终极性的纠纷处理机制,同样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因各种纠纷都直接寻求司法救济而导致的诉讼泛滥,不仅不是法治社会的标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法治的不成熟,反映了社会关系…     

刑事强制措施救济的理论基础与价值

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抗告权，法律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救济程序和救济途径作出规定，我国强制措施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难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的危险发生。对于强制措施予以救济，能够制约强制措施的滥用，并能给受到不同形式强制措施的公民有效的权利救济机会和途径。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应赋予其通过正当渠道进行抗告的权利．并保证权利能够行使．     

社会保障权之可诉性

社会保障权是公民按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可以要求国家积极保障其过上享有人类尊严的基本生活的权利。作为社会权的属性决定了社会保障权应主要依靠通过立法机关积极的立法来达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该权利的司法可救济性。承认社会保障权是一项权利,国家就有义务满足权利人的合法要求,保障权利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可诉性具有学理上、国际法上的依据,并为一些法治国家司法实践所采纳。     

如何构建二元化的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我国《教育法》赋予受教育者的救济途径有“申诉”和“诉讼”两种。但由于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并未完全建立，重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已成必要。一、现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现行学校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实施，虽对维护学校管理秩序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中的“领事通知权”研究——以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相关条款之比较及完善为视角

“领事通知权”是领事保护职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被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海外中国公民在接受国境内获得及时的领事协助及公正和人道主义待遇.48个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中均做出相应规定.现行规定在“条款标题和结构编排;权利范围及具体实施;国内适用条款;权利救济”等方面存在缺憾.本文在条款彼此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为提升对该权利的保护意识,条款标题宜统一为“领事通知权”,结构编排宜统一设置在“领事保护”部分;基于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需求,权利内容在范围上不应过窄;为提升条款在实践中的可适用性,权利的具体实施应予细化规定;权利内容的扩展应合理以免领事执行职务时干涉接受国法律程序;接受国国内适用条款应表述严密以免实践分歧影响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受侵犯后的救济应做出规定.     

我国社会救助保障公民社会权的不足——基于城乡社会救助实施的随机访谈

社会救助在我国是最基础、最有效的公民社会权救济模式,笔者在对社会救助实施中相关人员的随机访谈后发现,我国社会救助在保障公民社会权方面存有众多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救助不以保障公民社会权为初衷,二者严重脱节;社会救助中自由裁量权使用空间过大;物质保障的过于单一、水平太低;精神保障层面的基本缺失。这些已影响到公民社会权保障的推进,阻碍着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损伤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高校学生学习权初探

随着依法治校进程的加快和高校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维护高校学生正当的学习权利已经引起教育界、法学界高度关注。受教育者的权利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受教育者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另一部分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应享有的权利。这两部分权利兼有自由权、社会权属性。按传统理论,对于侵犯他人自由权的行为可以诉诸司法救济,但社会权不具有司法可诉性。高校学生学习权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自主权、学习保障权、学习成果享受权以及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它权力。行使这些权力,应遵守:有利于学习的原则;依法维护学生学习的合法权利,就必须理清教育法理。完善法律机制和健全监督机制。     

中国社会权司法保护路径的建构

社会权以保障人的尊严与价值为本质,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平等权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国家负有＂最核心义务＂,以保障公民最低生活水平,但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我国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社会力量不断壮大,加大社会法立法、加强社会权的非国家行为者义务有助于解决社会权权利事实不清与国家资金短缺问题。我国社会权司法救济必须解决宪法重实体轻程序、从宪法高度构建公民诉讼权、扩大诉讼法受案范围、改革司法制度、保证司法公正等问题。在我国,社会权最根本的救济途径就是建立可操作的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但在我国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社会权司法保护的可行之路。     

公安机关的训诫权需依法行使——兼及《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建议

在今年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国家监委发布了一份重要调查通报,认定此前影响较大的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行为违法、不当,武汉市公安局也随即撤销了涉案训诫书。该训诫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既不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又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训诫权具有法定的主体、适用情形和实施对象,滥用训诫权对于法治建设、社会和谐稳定都有危害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训诫权等职权,不得法外造权。同时,可以考虑在修改《行政处罚法》时,将"训诫"引入行政处罚的种类中,既能明确公民的权利救济方式,又能发挥对公安机关的指引和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