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反思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萨义德在中国历经了一段从初期少有关注到后来众人热捧的接受过程,而对此进行回顾和总结则是在中国语境下进一步深化萨义德批评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而从译介、阐释与批评及运用等不同层面出发,可以对萨义德批评理论的中国接受历史进行细致梳理,并发现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     

东方镜像、文化身份与话语行动--萨义德东方主义镜像批评探微

萨义德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旗手,在其皇皇巨著《东方学》中揭示了东方主义将东方(主要是伊斯兰世界)文化与人民当作异域猎奇的风物使其本质化为一种异己的对象的历史建构,这种建构使东方沦为西方的他者,分离了自身的文化认证从而在西方赋予的镜像中参与了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殖民话语行动。本文试图从萨义德的批评立场出发沿着其从拉康及福柯继承而来的学养轨迹进一步探讨东方主义作为西方的政治欲望是如何运行其殖民话语模式的。     

知识与政治的活力——论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萨义德的一部重要著作,极富知识和政治的活力。该书提出的"入世批评"、"对位解读"等概念、从后殖民批评视角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对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所表现出的比较文学的宽广的视域和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对当今的批评界和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论萨义德对文本主义文论的批评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德里达为先锋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开始在法国和美国兴起,并带动了文本主义文论的蔚然成风。然而,萨义德虽为后结构主义理论进入美国本土理论界的引介者之一,但他并未成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神话的忠实信徒。相反,他以陷入文本的德里达、耽溺文本性的功能主义范式和沉迷文本修辞性的美国解构批评派为支点,开启了对文本主义文论的批评与反思,而文本观念恰恰关系着萨义德在其批评实践如《东方学》等中的逻辑基点。     

论权力文化与民主政治

我们从权力文化概念的角度出发 ,考察中、西方权力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 ,认识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文化的性质、产生相应民主政治的规律 ,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民主政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中国社会权力腐败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源分析

腐败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腐败,世界各国都不能幸免,我国任何历史时期中也始终存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我国的腐败现象都是十分严重的,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本文重在探索考察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演变中,导致腐败的深层社会原因。以对中国社会培育的特质性政治文化的分析为基点,揭示中国社会权力腐败发生机制的内在逻辑。     

超越二元：学界对1990年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再现

从文化介入、学术化批评和论争等三方面梳理学界对1990年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再现，并对其中折射出的当下之理论话语、认知经验和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性考察，可以看到，再现的意义外在于再现本身，2004年以后的再现表征了学界超越二元模式，从时间、空间和立场上对理论的历史语境做出的回应。     

政治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对立统一

高校学术权力的不力，其威胁不仅仅是在于行政权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挤压。政治权力代表着高校举办者的基本利益诉求，决定着高校的发展战略方向。但是，高校政治权力的至上性往往侵蚀高校应有的学术权力。因此，强化高校创新发展机制的关键在于扭转二者权力的扭曲，确立其对政治权力的审议监督权，以完善学术权力的内涵与机制。     

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本文对当代文化批评的操作背景及历史流向作了分析讨论,并结合文学批评的现状,指出文化批评不能替代文学批评,应该全力复兴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事业。     

略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要性

国家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尺度。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构成形式问题,政治权力,只有置于一个有效制约机制下,才能正常合理地运转,才不致使掌权者滥用权力,才不致使民主丧失、政治腐败和专横,也才有真正的民主与法制     

从文本批评到文化批评——20世纪西方批评范式转换与文学边界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其批评范式转向表现为从文本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变。这使得文学意义的内部体系进一步向外部开放,文学固有的边界被消蚀。其中文本批评对文学边界的固守和文化批评对文学边界的逾越显现了文论范式的发展必然,反映了文学在政治、科技、文化的冲击下遭遇的难题。对此,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理性对待批评范式的转换与文学边界的移动,既要保持文学的自主性,又要不失其开放性品格,使文学在动态的移动之中显示其生机与活力。     

权力制约与民主政治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加以制约，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这些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具体权力的运作过程需要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制约，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实践也证明是十分必要的，但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手段和途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权力制约机制，观点不尽一致，本从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认为我国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下，要达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必须大力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流亡者、业余者、实践者——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之我见

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其包含的内容对当今社会有很大的提示意义。他呼吁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双重视野,并由此提出一系列＂特立独行＂且具操作性的观点如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应当是＂流亡者＂、＂业余者＂、＂实践者＂等,其社会责任——代表弱势群体＂对权势说真话＂、＂为小市民当喉舌＂。毋庸置疑,这些无疑不是给当今社会中以＂西方主义＂为一切衡量标准＂、恃强凌弱＂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     

浅论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

从主体上来看,社会权力系统可以分为政治权力系统和政治权利系统。前者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后者的主体主要是公民,这两个系统之间是互动的对立统一关系,正是由于这两大系统的相互对立和统一,才构成社会权力系统的矛盾运动,从而推动社会权力系统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发展。     

高校院系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协调——兼谈高校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创新

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政治权力三大权力并存是当前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的特有现象。文章简要分析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内涵,并论述三者是冲突而统一的,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院(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三者合一的有效机制。     

批评的多元化与“文化诗学”

“化诗学”是20世纪西方学理论批评中出现并在80年代正式亮相的研究思潮,近一两年来引起了中国批评界的极大关注。其实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论就有很浓的化互渗倾向,经历了“化——学——化”的轮回历史过程。现代“化诗学”是在社会科技知识理性和批评多元化的新背景下形成的,学批评更多地关注社会的改治意识形态、经济运行机制和民间生态化等问题,具有更强的化批判性和思想沉思能力。     

从宏观政治意识到微观政治的泛化——再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两个阶段

文化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直接相关,但早期文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意识形态和现实斗争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体现出明显的宏观政治特征;从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的后期文化批评则结合了西方文化的自检传统,把政治微观化和泛化到了几乎一切文化领域,后期文化批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早期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但由于对元主体性和反本质主义的强调,因此阻碍了反抗性力量的凝结,最终使文化批评在实践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关涉"文化与文学"的诗学、研究与批评

文化诗学是从诗学与文化视角透视历史片段的共时性研究；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视角；文化批评是从文化视角对文学的批评研究。三个范式之间在关涉文化与文学方面有兼容之处，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许多可区别之处的。然而国内学界对三个范式的应用有许多误读误解的情况。     

中国文学的主体批评及其权力话语表征

中国文学的主体批评即处于主体地位的中国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由于存在历史、理论基础、基本范畴和权力表征的不同 ,依次表现为道德批评、政治批评、人本批评。道德批评是存在于先秦至清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基础 ,以正与邪、善与恶为基本范畴的伦理型权力话语。政治批评是存在于新文化运动至 2 0世纪 80年代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以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为基本范畴的政令型权力话语。人本批评是存在于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以准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以人性和主体性为基本范畴的知识性权力话语。审美批评虽然作为非主体批评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但是存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