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关系的演变

清末立宪派是由地主、官僚、大商人等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派别 ,而革命派则是由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派别。他们虽然同属于资产阶级 ,但由于二者的经济地位不同 ,出身不同 ,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 ,决定了二者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既有斗争又有联合。 一、由对立到联合作为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的立宪派 ,一方面因为它代表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 ,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相对立 ,因而 ,要求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反对外来的侵略 ,具有革命性 ;但另一方面 ,它又主要依赖于…     

戊戌变法与民族资产阶级

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是当时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处于转化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其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具有独特的阶级属性即“转化性”,而并非通常所说的“软弱妥协性”;由此所决定,维新派主张进行全局性的根本变革,而不是搞所谓“改良主义”.变法的失败不能归结为维新派对改良这一方式的主观选择,而应从客观历史条件的不成熟上寻找原因.     

民族资产阶级为何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在其失败的诸多原因中,脱离了人民群众,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调动农民阶级支持革命呢?一、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所代表的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并决定了二者有不同的政治要求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体现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相对于自然经济来讲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开放、扩张的本质。其发展与市场紧密相连。而农民阶级所代表的是小农经济,它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具有封闭、保守、落后的本性,规模小,以男耕女…     

浅论人权派的政治思想

1 在繁杂纷乱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舞台上,曾有一个代表自由民族资产阶级1 利益、愿望和意志的政治派别,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以“人权”为旗帜的“人权派”。他们公开主张人权和实行民主政治,并发起了“人权”运动。它的成员多数是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成员,故亦称“新月人权派”。它们人数虽不多,活动时间也不长,但其政治思想和主张对当时中国资产     

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评传》选载之一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①我写《张謇评传》的原因,无非是由于这个人代表着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这个历史人物,对于理解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本质和政治性格,甚至对于观察他所楼身的那个社会的某些侧面,或许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东西。张謇(1853——1926)出身于江苏海门长乐鎭一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十六岁考     

戊戌变法六问

从变法的目的看，光绪帝支持变法是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作“亡国之君”，利用变法从慈禧手中夺回最高的统治权力。从变法法令的内容看，虽然对旧制度作了不少的改革，但是没有涉及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没有对官制进行改革，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统治。所以光绪帝不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一个封建帝王，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历史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党派,是指国共两党以外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利益的政党和派别。它的存在、发展及其活动,直接影响着时局的变化,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砝码。1941年以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标志,政治天平的重心逐渐移到共产党一边,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政治力量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试评清末湖南谘议局

清末谘议局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活跃在谘议局的立宪派又应当如何评价?这是目前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清朝幅员辽阔,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必发展的程度不一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特点不一样,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立宪派的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各省谘议局应进行具体分析;对立宪派也应该分地区分阶段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本文拟从分析清末湖南谘议局的政治活动及议员的特点入手,探讨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立宪派的政治态度及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过程?它形成于何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阶级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年,即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但除了提出此一阶段“商办工业数量较多”这条根据外,不曾作过更多的论证。另一种意见,则散见于中国近代通史和专史的著作里,即认为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发动的,既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     

关于国家主义派研究的几个问题

国家主义派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反动政治派别,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派别,史学界从多方面——理论主张、经济纲领、政治口号、反动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和批判。但为了进一步充实对国家主义派的研究,本文再从侧面提出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     

抗日战争是对中国各党派的一次大检阅——兼谈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指引着全民族抗战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党消极抗日，致使国家政治、经济更加腐败落后。中间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伟大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各党派是一次大检阅。它检阅了哪些党派代表人民，代表进步，哪个党派将最终赢得人民，赢得胜利     

民初国民党与进步党离合关系新探

民国建立后,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各自聚合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过去,史学界只注意到这两大政党的矛盾和斗争,认为两党在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而忽视了两者的统一和联合,或断言进步党“代表袁世凯专制独裁利益”,是“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笔者对此颇持异议,认为两行有离有合,有异有同,终不失为在根本阶级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之争。     

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间派

一、中间派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中国社会各阶级被突出地划分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阵营——以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反革命阵营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民主阵营。它们各自     

论席勒美论的独特角度及价值

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代表席勒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感性—客观地解释美”的思路,并把美界定为“现象中的自由”和“活的形象”。这一思路克服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对立的缺陷,自觉地把实践理性——自由——技艺——实践——生命——美联系起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美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论席勒关论的独特角度及价值

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理论代表席勒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感性一客观地解释美”的思路，并把关界定为“现象中的自由”和“活的形象”。这一思路克服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相互对立的缺陷，自觉地把实践理性——自由——技艺——实践——生命——美联系起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美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在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从“两个并存”看“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发达与不发达两种社会状态并存是当代世界的总格局。“两个并存”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体现的是当代世界上三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统一关系。世界历史的客观逻辑必然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到“两个并存”再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进程。     

略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对立统一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结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研究,正确分析这个阶级在产生、发展到消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两面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就此谈谈看法,以求匡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出世的第一天起,在对待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就存在着积极抗衡与动摇妥协两个方面。这种对立性质的两面性,是彼此依存,共处于一个     

试析康有为的阶级属性

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考察，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还很薄弱，戊戌变法也仅是一场地主阶级性质的改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决定了康有为是地主阶级的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从康有为的经济地位，一生的政治活动来看，康有为的阶级属性也不能是地主阶级的属性．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比较

一、康、梁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早期维新派的比较相同点:①都主张经济上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②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缘情“言志”与“中和”、“激切”之美——诗、骚诗学思想浅论之一

不赞同将“缘情”从先秦时代提出的“诗言志”说中分割出来并与之对立的意见。通过对诗、骚作品所体现的诗学思想的考察,证明先秦时代即已有“缘情”作诗的自觉,“诗言志”纲领中既有与“政治、教化”联系的要求。亦有“吟咏情性”的内涵。诗歌中有“政治、教化”内容,并不一定构成对诗歌审美的损害,那种反对与“政治、教化”相联系的“纯诗”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偏颇和不科学的。“中和”之美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相对和谐关系的反映,表现着哀乐之情抒发的一种常态。而在大喜、大悲境况下,诗歌的情感表现就难以选择“不淫”、“不伤”的“中和”,而总要发为敢笑、敢怒的“激切”——它正表现着人们在非常境地中的人性之“真”。从情感表现看,诗、骚作品兼有温婉有节的“中和”与“发愤”无羁的“激切”之不同取向,显示了“诗、骚”所体现的诗学思想,已涵容了审美的丰富多样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