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应该加强诗形建设

诗形是诗的重要文体标志,是诗体的主要成分。好的诗形不仅自身具备诗美,还能帮助诗人更好地表情达意,增加诗美。新诗的形体美是新诗重要的文体特征,在20世纪前半期受到新诗人的一定重视。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当代,由于新诗的历史,特别是形体建设及唯美写作的历史没有发生断裂,又受到西方诗歌重视诗的形体的观念甚至具象诗的影响,台湾比大陆更重视诗形建设。大陆的网络诗歌没有像台湾那样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创作,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大陆诗形建设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很多诗人学者既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体,更不承认新诗应该有诗形。     

中国新诗十九首评选出炉

据《文学报》消息,为期两天的"首届中国沙溪新诗论坛"在江苏太仓沙溪古镇举行。作为江苏省作协"新诗百年系列活动"的首项大活动,此次论坛主题为"新诗的经典化问题"。诗歌界诗人、诗评家韩作荣、吴思敬、叶橹、林莽、唐晓渡、林建法、王光明、张洪波、刘福春、耿占春、陈超、子川、宗仁发、     

论王维禅诗之三境

禅宗是中国人的佛教。王维因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笃信佛,精通佛教义理,创作出大量具有佛理、禅趣之诗歌,被后人誉为"诗佛"。其禅诗具有"静"、"闲"、"空"三方面的特征。"静"有两层涵义,一乃与"动"相对,二即"涅槃"之重要因素;"闲"为参悟万物后之心境;"空"乃物我两忘,达到"无欲、无执、不生、不死"的境界。本文从此三方面对王维之禅诗展开研究。     

哲与诗的渗透--宗白华诗论述评

宗白华把诗的内容分为“形”和“质”两个方面。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是“形”,所表写的意境,是“质”。诗人也有人、艺两个方面。诗形的完善有赖诗艺的训练,诗质的表写有待于诗人人格涵养的提高。诗人人格的养成,要通过哲理研究、自然中活动、社会中活动三种途径。诗的本质在于“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而境界主于美。美之来源,在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中国新诗的欧诗艺术影响与中诗传统继承

本文从中西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出发,对照中国新诗具体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新诗艺术上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既借鉴了欧美诗歌艺术.一部分诗有着明显的欧美诗艺术倾向,又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艺,一部分诗中国诗艺术特色突出,已具备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该对这两种艺术倾向加以选择,使新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废名“诗的内容”说与传统性灵诗学——兼论其对中国现代抒情诗理论的建构意义

废名“诗的内容”说与传统性灵诗学具有极多的交集,如其“最见性情”论与言志缘情理论一脉相承,其“幼稚、纯洁”说与明清“童心说”一贯,其在性情与格调、格律关系问题的论述,也与性灵诗学取得了高度一致.二者虽然精神相通,但言说背景与解决的问题仍有不小差异.废名诗论是在破坏“旧诗”规范的基础上,为新诗理论寻找资源支撑和为新诗立法服务的,具有重要的建构价值.     

威廉斯景物诗中中国古典物我观之体现

在"中学西传"的大语境下以威廉斯对中国古典诗歌创造性的翻译、接受和移用为基点,考察威廉斯景物诗中中国古典物我观之体现。威廉斯作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精神导师,借中国古典诗歌"他山之石",身体力行地鼓励美国诗人把自己从传统语言的囚笼里解放出来,对生活作如实的呈现。威廉斯的景物诗充分传达出对生活本质的透彻理解与高度尊重,获得了自然人生与艺术匠心的完美结合。     

现代诗坛的"蔚蓝花"——戴望舒的诗歌艺术

戴望舒是中国 2 0世纪 30年代诗坛“现代派”的中心人物 ,他将西方象征主义诗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精神融为一体 ,在“隐”与“显”之间以情绪韵律创造诗歌形式 ,意境抒写精妙自然。他的诗歌艺术是对中国新诗坛诸多不良倾向的反拨 ,为现代主义文学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开辟了较广阔的现实可能性。     

永恒的诗——爱

有人问：爱是什么？从哪里来？     

进入诗的艺术形式的殿堂——读陶保玺的《新诗大千》

《新诗大千》立足诗美,将全书的结构置于体式美、结构美和韵式美三个方面,体现了作者不怀偏见而力图发现各种形式之美的诗美观;它重点论析郭小川及其艺术成就,是作者极具艺术眼光的一次选择。同时,《新诗大千》于剖析大量具体诗作中,得出一些颇具规律性的结论,亦是其独到和高明之处。     

1999～2002中国新诗状况述评

1999至2002年的中国新诗在写作实践与理论批评领域表现出极其活跃的态势,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发展成型的“多元化”格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界,出现了“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复合型写作”这三种诗歌写作风格与倾向,并呈现出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状;与之相对应,在诗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学院化批评”、“本土化批评”,“个人化批评”等不同的批评路向与多元化的批评格局。作为近三四年来值得关注的诗歌事件,“盘峰论争”、“龙脉诗会”、“衡山诗会”、“沈韩之争”、“70后”诗歌运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间代”诗歌运动等在诗界引起争议与反响的“诗歌现象”,直接对当下的诗学建设与诗歌写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一些负面效应,并在一种复杂的“合力”作用下,有效地促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新诗整体上良好态势与局面的出现与形成。     

二十年代新诗流派审视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创造了完全解放的新诗体——自由体诗，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中国新诗的第一次大繁荣。     

自由化与律化:20世纪新诗诗体建设历史简析

百年新诗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如20世纪有太多的战争和运动，百年新诗一直处在诗体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特殊生态中，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定型难”特点，没有建设起大家公认的诗体。现代时期是最重要的诗体建设期。但是整个世纪，都只有少数诗人艰难地致力于诗体建设，现在有必要加强新诗的诗体建设。     

俞平伯的新诗观

对诗歌理想、诗歌效用、诗歌创作源泉等问题的阐述是俞平伯新诗观的基本内容。在诗歌理想观上,俞平伯主张“主义与艺术”并重,既秉持个性自由的艺术创造精神,又重视对诗歌创作思维的探讨;在诗歌效用观上,俞平伯强调作品的“感染性”,“以善为美”,重视诗歌传播的社会伦理效果;在诗歌创作源泉观上,俞平伯重视民歌等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俞平伯的诗论有着明确的文学史观与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字里行间饱含着批评主体的人文关怀,他对新诗初创期的读者心理比较关注,能有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的是,重视经验归纳的论述方式与其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有直接关联。     

风雨百年唱新诗

声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样式。在中国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现代性伟大历史变革中,新声诗始终呼应乃至推动着社会变革的大潮,歌唱新思想、歌唱新人物、歌唱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和激烈斗争。它成功地走过了学堂乐歌、救国战歌、建设颂歌、改革潮音四个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长期活在亿万人民心头、口头的不朽诗篇。但迄今为止,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并一直被排除在＂新诗＂之外。     

20世纪初中国新诗的三大流派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三种流派的新诗：自由诗派以创造完全解放的新诗体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格律诗派总结新诗运动的经验,对白话诗进行了反思与重构;象征主义诗人作为一支崛起的“异军”,为中国新诗开刨了新的诗风。“三大流派”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促进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的大繁荣。     

建立准定型诗体：朱自清的新诗形式观念

＂准定型诗体＂是朱自清先生新诗形式观念的核心内容,在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历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从诗节的匀称、诗行的均齐和音韵的灵活等三个方面可以详细了解其＂准定型诗体＂观念的具体内容。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论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