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词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霍译《红楼梦》金陵判词为例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个人的意识形态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定,论文以<红楼梦>的霍译金陵判词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汤姆叔叔的小屋》英译本书名翻译为例

在漫长的翻译史上,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角色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地位却从长时期地隐形走向凸显。尤其是在西方"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地位问题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约束和限制译者三要素,其中,后两个要素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文章尝试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英译本书名的翻译为例从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从而验证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直接操控译者,但同时也是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其主体性的体现。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翻译的过程就是操纵的过程。《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各有千秋,但最终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原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可以为客观地评价译作提供依据。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翻译与意识形态

翻译研究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过程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要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本文主要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分析,从而验证：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其中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涉及了该社会中赞助人的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共同起作用,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对翻译材料和翻译策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对翻译活动的隐性操控。     

论改写的“二要素”：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差异性、主观能动性

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翻译是改写,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并列为影响改写的三大因素。该书对关键术语——意识形态界定不明,使其内涵扩大至包含诗学和赞助人因素,诗学和赞助人因素实质上成为意识形态在不同领域作用于改写的方式之一。译者差异和主观能动性是改写的另一重要因素。     

从杨宪益译《红楼梦》看规范与翻译策略之抉择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动态活动。翻译作品的最终出炉除了译者的主体作用外,还受到各种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是通过译者发挥作用的。本文将以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为例,分析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意向读者和翻译目的等规范在译者翻译策略抉择过程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的典型代表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重写,并且指出操控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即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个因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以勒费维尔的重写理论为理论支持,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阐述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的操控。     

操纵论视阈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探究

借鉴Lefevere的操纵理论,将辜氏译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三因素对他的操纵,解读他为实现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大胆改写的行为,以期证明身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受三要素操纵的同时,也改写、操纵原文,使其与他所处的社会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相符。由于符合英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辜氏译本有效地宣扬了中华文明,为中国在当时丧权辱国的情况下,赢得了国际话语权。     

改写理论视角下的《子夜》英译本研究

现今,“中国文学走出去”之风愈演愈烈,文学翻译事业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方兴未艾。在文学作品西行中,译作质量的高低决定了传播之路的成功与否,译作所传达国家形象的优劣决定了传播目的的达成与否。该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i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为基础,以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个因素为切入点,剖析了许孟雄英译《子夜》中的改译情节和段落调整情况,以期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学翻译工作的质量,助力于中国文学的西行之旅。     

论赞助人对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的操控

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始终处在赞助人体系的操控之下。间接赞助人在相互斗争中达成妥协,为西南联大文学翻译活动创造了相对独立、宽松和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使文学翻译独立于主流战争文学之外,实现了翻译作品多样化与纯文学化。直接赞助人白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更为具体。白英的个人喜好决定了翻译文集的选材,白英个人的翻译思想被译者们奉为翻译圭臬,在翻译文集中处处得以体现。     

隐形的手: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重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本外因素中。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成为当下翻译研究的显学。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分析相关翻译案例,探讨了赞助人是怎样干涉翻译文本选择、对译者施加影响。     

翻译作品出版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探析——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译作《妇人观》为例

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翻译出版行业承担起了政治改良、开发民智的社会重任。如此的政治思想诉求难免会使当时的翻译出版作品受到我国固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文章以《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译作《妇人观》为例,结合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理论,以个人、赞助人以及社会这三个层面为出发点,试图探讨翻译出版活动中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制控作用,以此说明翻译作品在出版、传播过程中是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的。     

晚清传教士译介活动特征略论

晚清传教士翻译活动频繁,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译介活动的客体、主体、翻译策略和语言转换形式四个方面分析了传教士译介活动的特征,并根据Lefevere的翻译操纵理论,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念三个方面对传教士译介活动进行了探索。     

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厄杰顿《金瓶梅》英译本

传统翻译理论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仅限于"忠实"与否,自翻译文化转向以后,意识形态、赞助人、译者等众多因素被引入翻译评判标准。该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从译者的"能动性"和"为我性"两个方面研究厄杰顿《金瓶梅》英译本,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译介的主要因素,及译者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作产生影响。     

操控理论视角下的政治硬新闻英译探究

基于勒菲弗尔(Lefevere)的操控理论,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三个角度探讨政治硬新闻英译中的操控。在中国政治硬新闻的英译过程中,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三因素的操控是非常显著的。因此,在对中国政治硬新闻进行英译时,必须慎重考虑这三个因素。     

主流意识形态对黑格尔《美学》翻译的操纵——朱光潜译介黑格尔《美学》个案研究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赞助人对译者与译本进行不同形式的严密操纵;同时,译者也通过对翻译对象与翻译方法的精心选择,引进新的理论观点与材料,某种程度上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朱光潜翻译黑格尔《美学》的坎坷历程与巨大成功,体现了处于边缘的美学著作的翻译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中心制约与边缘渗透的复杂互动关系。     

“赞助人”对译者的操纵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系统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因素的操纵.随着社会的发展,赞助人在翻译过程中对译者的操纵越来越明显.本文根据勒菲弗尔对翻译中赞助人因素的阐释,浅析翻译中赞助人对译者的操纵.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评析《孙子兵法》术语英译

多元系统理论中,赞助人这一文学外因素能够影响译者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孙子兵法》的袁译与林译两译本产生时代背景相同,风格迥异,通过分析比较二者在术语翻译时的异同,即袁译重＂接受性＂,林译重＂充分性＂,反证了赞助人因素对译者选取翻译策略的重大作用。     

操纵论与《李尔王》译本的对比研究——以梁实秋和朱生豪译本为例

近年来,西方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越来越为译界学者所关注,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视角,将翻译研究的重点从原来集中在语言对比和价值评判层面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关注上来。该文将在操纵论的理论框架下,以梁实秋和朱生豪翻译的《李尔王》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操纵论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对译者以及译文的操控。研究发现,二者的译本是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影响碰撞后的产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