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笔墨写真情——李普著《记刘帅》读后

李普同志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当年任《新华日报》和新华总社特派记者,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强渡黄河,激动人心地报道人民解放军揭开大反攻的序幕,胜利信息传遍中外。刘伯承元帅是“军事的奇才”,这是朱德总司令对他的评价。陈毅同志也曾以“论兵新孙吴”的诗句称颂刘帅。李普作为随军记者曾在刘邓部队生活将近两年,经常在刘邓身边亲聆教诲。这几年,他访问刘帅的故乡     

不惑之年的困惑与顿悟

一第一位这样说——1988年9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所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作了极为精炼而精彩的发言,大意是:新闻研究所成立的这10年,新闻界让我高兴的事不多。但有一件事我特别高兴,这就是新闻界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孙旭培同志就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第二次在公开场合称他为老师。我这一生,写的检查比我发表的作品还多,今天,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当时,会场气氛很活跃、很轻松,而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写的检查比发表的作品还多”,这是否是一个老记者一种特殊方式的血泪控诉呢?是否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人格顿悟呢?抑或仅仅是一种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但李普同志的话看似平淡却奇崛则是勿庸置     

领导讲的也要核实

一般来说,领导同志所列举的典型事例该不会有错吧?但有一次我却因此造成新闻失实! 那天,在乡村计生工作会上,乡里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异口同声反复强调:“要向积极动员儿媳带头作流产手术的柬鲁堡村妇联主任杨成英同志学习!”新闻敏感促使我及时写了篇消息交乡站当天播发。岂料,次日一大早,被表扬的杨主任的儿媳找到我,红着双眼泣不成声地说:“杨记者,你可害苦我和婆婆了。我戴着环压根就没怀孕咋会流产哩?你是听谁说的?”霎时间我懵住了! 经核实,杨主任儿媳流产之事,系会前一驻村干部因不熟悉村上情况,向领导汇报不实情况所致。由此看来,报道中引用领导同志所列举的典型事例,也需核实才是!     

寓意要深

毛泽东同志曾有过这样一席感慨之言:“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见1981年5月3日《文汇报》)作为一代伟人所发出的“感慨”,虽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但从中可看到杂文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位置.他曾经号召人们学习鲁迅:“有人说,几百字、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     

访李普

我第一次见到李普同志。在“文革”后期，他回到新华社，任北京分社社长不久。他和甘憎分是老朋友，我们和老甘一道，曾去拜访他，听他谈新闻业务方面的问题。那时他50多岁，可白发已经不少，比我想象的要苍老。第二次见到李普，是1983年3月，他应邀到我们新闻系作报告，谈记者修养问题。他讲了“德、识、学、才”几个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感到，他既有记者的敏锐，又有学者的睿智。这时，他已从总社副社长的岗位退下，离休。第三次见到李普，是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他作为中国记协书记处的书记，出席全国晚报第二次经验交流会，并…     

甩掉包袱 大胆创新

有些事情,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去年8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了省报总编辑座谈会。在7天的会议中,我都坐在一个自我固定的位置上。我观察了一下,与会的几十名同志,几乎都“各就各位”,很少变换。奇怪的是,9月间在辽宁省兴城召开的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上,这种现象又一次出现了。我问一位同志:“你怎么总坐在这个地方呢?”他反问我:“你为什么也老坐在那个地方?”彼此莞尔一笑。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挖”一下思想,好象有个习惯问题。上午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了,下午觉得     

甩掉包袱 大胆创新

有些事情,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去年8月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了省报总编辑座谈会。在7天的会议中,我都坐在一个自我固定的位置上。我观察了一下,与会的几十名同志,几乎都“各就各位”,很少变换。奇怪的是,9月间在辽宁省兴城召开的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上,这种现象又一次出现了。我问一位同志:“你怎么总坐在这个地方呢?”他反问我:“你为什么也老坐在那个地方?”彼此莞尔一笑。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如果“挖”一下思想,好象有个习惯问题。上午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了,下午觉得     

不要忘记带眼睛——与通讯员谈采访之三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这不是荒唐吗!去采访,谁还能把眼睛搁在家里?”这种惊奇我也有过。我刚开始搞报道时,同一位老同志去采写一位电话员。临出发,他正儿八经地对我说:“可不要忘记带‘眼睛’啊!”我当时心想:“莫不是看我年轻,故意戏弄我?”不过我很快意识到他是对的。采访时,我的脑子里本子上记的都是“听”     

不惑之年的困惑与顿悟

一第一位这样说——1988年9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建所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作了极为精炼而精彩的发言,大意是:新闻研究所成立的这10年,新闻界让我高兴的事不多。但有一件事我特别高兴,这就是新闻界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孙旭培同志就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第二次在公开场合称他为老师。我这一生,写的检查比我发表的作品还多,今天,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     

无法不对你残酷

弟弟第一次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与我进京时的年龄一样.在父母的眼里,17岁,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且,又是没出过县城连火车也没有见过的农村少年.母亲便打电话给我,说要不你回来接他吧,实在是不放心,这么大的北京,走丢了怎么办?我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一个男孩子,连路都不会走,考上大学有什么用?     

到《新华日报》好像到了延安

周恩来说,婚嫁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 我离开中大时对同学们说,我要随家庭去上海,其实,我改了名字进了<新华日报>,并和李普结了婚.结婚前,李普有一次偶尔和周恩来聊天,告诉他说要结婚了.     

前妻

我的第二次婚姻差不多弄得满城风雨.前后整整四个月,李速终于给我来了电话,我看到他的电话号码,心想李速你也有这一天.李速头一句话就是:"我实在是忍不住想问问你,听说你又离了?"我说怎么了,奇怪吗?他说有点奇怪,想想他又说,你这么折腾,你家难道没有人阻止你吗?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我没什么意思,就是想问问你,看看你现在说话还正不正常,有没有精神病人的前期症状.我说李速你这个混蛋!他说,看来还没有,那我就放心了.说完就挂了.     

“白纸黑字”非同小可

我的一位同窗,已作了十五年的民办教师,有天拿着一张报纸来找我:“编辑同志,这是什么意思?”我顺着手指看去:“中国电影观群的欣赏习惯……。”我说那是排错了。想不到她却十分认真地说:“白纸黑字,怎么能错呢?”这使我想起杂文家     

名人文坛趣事

“站着写作”著名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海明威,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永别了武器》的最后一页,曾修改了30多遍,直到他认为简洁明了为止。《老人与海》的手稿,也修改了近200遍才放心地拿去付印。有位记者问海明威:“你的小说为什么写得那么简洁?”他回答说:“我的秘诀很简单。我是站着写作,而且只用一只脚站着。”他解释说: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逼得自己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免得读者费时读我的文章。“愿做中间派”当年,陈毅同志在与一些报刊接触中,平易近人,十分谦逊。他每次寄稿总是要求编辑严格地“按质论处”,不以“官职…     

莫把记者当官做

有一位记者长期在下头跑,时间长了,人们给他一个评价,说他这个记者没有架子。没有什么架子呢?没有官架子。在我们国家里,不少人是把记者也划在“官”这个框框里的,在一个县,有人就直接了当地对我说过:“你们记者就是官。”在西北一个省,我也遇到一位记者,他对我说:“有时就得有点架子,不拿点架子,人家会小看你。”他说的架子,也是指官架     

访顾颉刚先生

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的二十四史新的点校本,中华书局已经在去年全部出齐了。现在,顾颉刚先生在作什么? 九月十五日上午,我们去三里河拜访了顾颉刚先生。他听说中华书局的同志来看望他了,十分高兴,非让我们先坐在沙发上不可,然后让人端来藤椅,自己坐在我们对面。他笑着说:“年纪大了,怕听不清你们的话,这样近一点。”     

通讯员园地

1984年我在江汉油田时,有位通讯员写一篇表扬稿,我认真帮他作了文字上的修改.稿子见报才发现,他未经我同意把我的名字也署上了。稿中把表扬的主人公类鹏翔错成“雷朋祥”,领导首先批评了我,我无言以对. 去年8月,河南油田技校一学生在游泳池舍身救人,我们炼油厂有位通讯员写稿表扬他我是专职新闻干事,帮他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并交代他再去找当事人核实,谁知他未去核实,还把我的名字署在前边.稿子在《中国石油报》头版发表,由于失实,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河南油田工会批评报社,报社派调查组来调查.我成了第一作者,又是专职干事,首先受到批评,几乎影响了单位的声誉. 署名是要对稿中事实负责任的.从此,我汲取教训,凡是我未参与采访的稿子,无法对事实负     

鼓励记者讲真话

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的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堂领导的记者和新闻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     

小学话题作文“家”写作创新指导及例文评析

阅读下面两则材料,按要求作文。 1.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位醉汉躺在街头,警察把他扶起来,一看是当地的一位富翁。当警察说扶他回家时,富翁说：“家？我没有家。”警察指着富翁的别墅说：“那不是你的家吗？”“那是我的房子。”富翁说。     

“把多出好书作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陶有法

初夏。我在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的办公楼里,访问了该局副局长陶有法。他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看了我写的提纲,现出沉思的神情。我们的谈话自然从多出好书、繁荣出版开始。我问:“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指出,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您作为省局分管出版的负责人,对此有何考虑?”陶有法同志不假思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和新闻出版署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