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大前共产国际、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策略的演变

根据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考察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共产国际、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策略的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初进攻中;鲍罗廷与陈独秀等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分歧的公开化;与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维经斯基、陈独秀与国民党右派的上海谈判。     

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中扮演的角色

为斯大林派往中国的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凭借"革命权威和苏俄的援助"及孙中山的极度信任和倚重,他将政治顾问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鲍罗廷在小心谨慎的权势运作中展示出了个人的非凡才能,但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终究还是没有走上"全盘俄化"的道路.     

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中扮演的角色

为斯大林派往中国的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凭借"革命权威和苏俄的援助"及孙中山的极度信任和倚重,他将政治顾问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鲍罗廷在小心谨慎的权势运作中展示出了个人的非凡才能,但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终究还是没有走上"全盘俄化"的道路.     

孙科责任内阁与国民党派系权力之争

孙科，字哲生，孙中山的唯一嗣子，国民政府内核心人物之一，历任广州市长、铁道部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要职。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根据宁粤之争的结果，决定推行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的“责任内阁”制，首先出长责任内阁的即是孙科。但是，孙科就任...     

对毛泽东投票反对“整理党务案”说质疑

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的有关著作中说,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没有举手”,或者说通过时曾“投票反对”。笔者认为,以上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在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妥协政策下,共产党人是不会公开反对“整理党务案”的。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释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为由,有目的有计划地制造了“整理党务案”。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蒋介石提议的,但事先征得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同意。会议通过的限制共产党人活动和权力的“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预先也得到了鲍罗廷的支持,鲍罗廷的意见直接影响着中共中     

宋庆龄给米·马·鲍罗廷的鲜为人知的信

宋庆龄是孙中山在革命事业中的得力助手,她以赤诚炽烈之心协助孙中山在各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1924年,是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也是孙中山的思想转向联俄联共的重要时期。1923年10月,应孙中山之邀,鲍罗廷以国民党顾问的身份来到广州,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很快,孙中山夫妇就与鲍罗廷夫妇成了好朋友。鲍罗廷的妻子法妮娅在回忆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     

国共分歧与大革命失败(二)——国民党右派实施军权高于党权的尝试

孙中山北上期间,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然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鲍罗廷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敦促下转变对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在国民党"二大"后,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逐渐主导国民党党权。国民党右派为争夺国民党党权,最终发动中山舰事变,谋求军权高于党权。由于苏联使团和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妥协,国民党左派失去了以党权限制军权的机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最终通过中山舰事变取得了国民党最高权力。     

鲍罗廷和罗易在中共“五大”前后的争论

1927平“四一二”政变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对中国革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鲍罗廷和罗易在1927年4月13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上,围绕先进行北伐还是先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鲍罗廷主张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开始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闭苏联上海领事馆研究

1927年随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推进,苏联与英美在华的利益发生冲突,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苏联上海领事馆采取了封锁行动。此后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在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后,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一起对苏联在上海的公共机构进行了限制,关闭了苏联上海领事馆,并对远东银行、全苏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等机构进行了清查。南京国民政府关闭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及清查其商业机构,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的思想动机述论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反动态势和强势行为,鲍罗廷不顾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对蒋强硬、撤出国民党”的策略和诉求,执意执行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动机就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意欲维持一个亲苏的、左倾的、强大的“广州政权”。     

从Fisher的谈判五要素看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本届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更显示出中国在国际商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与外界交往合作的主要方式——国际商务谈判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国际商务谈判,是国际商务活动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达成某笔交易,而就交易的各项条件进行协商的过程。由于谈判的主体来自不同的国家,国际商务谈判的过程必定会面对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本文试图从Fisher（1980）在《国际谈判》（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中提到谈判团队、决策方式、民族性格、文化噪音、翻译人员的选择这五项因素入手,分析每个因素中东西不同的文化会对谈判产生的影响。     

维特与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

义和团运动时期,帝俄不仅派兵参加了列强在京津地区的共同侵略行动,而且还单独出兵东北据我河山。为了解决交收东三省的问题,1901年1月至3月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俄国远东外交政策的缔造者维特不仅亲自参与了这次谈判,而且在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之所以对杨儒做过两次重大让步:同意废除增阿暂约并对俄国第一约稿进行了有限修改,当然与杨儒不辱使命坚持斗争有关,但也与维特在谈判中为了实施其有保障撤军的政策因而愿意就背离这一政策的有关内容作出让步有关。但由于杨儒最终拒绝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失败,所以维特有保障撤军的政策遇到了严重挫折。     

《每周评论》对1919年南北和议的关注——兼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专为批评时事、发表政见、策动政治革新而创办的小型时政周刊。《每周评论》同人对1919年南北和议持怀疑态度,不相信它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而视之为南北特殊势力的＂分赃会议＂,同时亦可窥见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痕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论谈判理论在法经济学中的应用

谈判理论认为自愿合作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谈判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效率,因此,谈判理论在法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谈判理论以效率原则为基础,对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均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在实际应用中,谈判理论受到了诸多因素的阻碍,需要克服。     

美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的历史考察

美国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学术界专文论述的很少。而在当时,北京政府又有意联美制日,因此尚未参加一战的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从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态度变化情况、原因及对中日两国的影响三个方面,作一个历史考察。     

“保护法币”政策刍议

抗战期间,根据地货币同法币的关系十分复杂,晋冀鲁豫根据地实行的“保护法币”政策有利有弊。“保护法币”不是目的。而应当看作一种策略、一种手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     

杜月笙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团体,文章通过对1934年后杜月笙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论述,揭示杜月笙、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实质。     

从黄埔宿将丁德隆竞选攸县“国大代表”看“国大”选举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呼声震撼下，1947年国民党当局搞了个假惺惺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妄图掩人耳目。攸县当时也进行了“国大代表”竞选活动。通过这次所谓的“民选”，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党团派系之争的肮脏内幕。也为我们留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民国20年代后期浙江等地"二五减租"的昙花一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作出了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定。该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符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正确的。但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背叛国民革命后,就遮遮掩掩地使这一决定名存实亡。浙江等地“二五减租”的昙花一现,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它反映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阶级本质,也说明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