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觉”新论

文学的自觉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从文学群体、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批评等方面渗透出的一种成熟表现。在观照古人的文学创作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可忽视,就是正史史臣对文学现象的反映和对个别作家乃至一代文风的记述与评价。在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史臣记述南朝文学的各种兴盛表现时,意见详细而具体,评价亦趋全面而完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一个显著的成熟化、明朗化的过程。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记载中，史臣所关注和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作家有同有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及梁代文人集团取得的文学成就，四史的描述与今天文学史的认同都保持了一致性。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的记载中声誉很高、文名甚盛的文人，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难觅影踪。这一现象说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史臣的记载和评定在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经典化方面负有重要的导向和评判作用。     

论南朝史书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

南朝史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记载了史传人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史臣采取选载题目、节选或全选诗歌内容、记述诗歌创作的具体细节、直接或间接评价诗人的创作风格等方法加以反映。通过示例分析,笔者发现,史传载录诗歌不仅充实了南朝史传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史传多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鲜明的创新性。诸此现象虽然是南朝文学发展、兴盛与渗透的结果,但是,史传记录诗歌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明,南朝史臣对南朝文学所持的某种程度的认同立场。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略论南朝文坛的“才尽”现象

南朝文坛存在着许多“才尽”现象。这些“才尽”现象从本质上反映着南朝文学由元嘉体到永明体再向宫体过渡的“新变”历程,更深刻地揭示出畸形的南朝文风。南朝文学的“新变”和畸形的文风,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促使南朝文学逐渐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这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一直延续到初唐。     

江淹"爱奇尚异"发微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淹自言其“爱奇尚异”,这种爱奇尚异的性格与当时仰慕奇人异士、追求高妙雅致的社会风尚有关,又与追求新变、追新求异的文学风尚有关。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江淹的处世交友和文学风貌。     

南朝史传之人物艺能脞录

形成或产生于南朝时期的正史《后汉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在史传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比较注重描述其文艺修养,其中主要以显现史传人物的文学才能为主,对其绘画、棋艺、音乐等方面的才能也加以积极而广泛的反映。史臣的这种选择固然与南朝崇尚文雅的社会风气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但是文学才艺能力的展示对于官修史书的内容体系进行了有效的改革,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方法,同时也加大了叙事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力度,拓展了人物的描写范畴。     

《诗品》“推源溯流”与文学“新变”

《诗品》推源溯流的学术渊源在于古代学术研究的家学、师传。随着文学世家的兴起,文学亦有家风或师传,但文学创作过于强调家风或师传的“推源溯流”是与文学“新变”相左的。文学史是在“推源溯流”与追求“新变”两股激流的冲撞中振荡前进的,任何单一化都是站不住脚的。     

论南朝四史史论之骈俪色彩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的史论具有趋同的特征,如骈俪色彩,这是南朝文学兴盛直接冲击与影响的结果。对于南朝史传所呈现的骈俪色彩唐初史臣一直持以贬义。但这不失为南朝史论显著的时代特征,四史史论中的骈俪成分以其美文的魅力恰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见解与思想感情。     

略谈古典诗词中的“仿效”与“点化”

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强调文学传承演变中创新的重要意义,这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则看到有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即朝代稍后的诗人总喜欢“仿效”和“点化”前代诗人的作品,或模仿其语言,或承袭其意象。或点化其意境,从而使诗歌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着复古中求新变的特色。     

钟嵘《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条疏证——兼论南朝女性的文学生态

钟嵘《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条对两位才媛的文学成就做出了精准的评述,揭示了其诗文的艺术特质。同时,也为后学了解南朝女性的文学生态提供了诸多弥足珍贵的信息:彼时女性往往具有较为深湛的学理修养;文学才华能够帮助她们超越门第的拘限,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名望;南朝宫廷文学盛行,帝王的喜好足以引领一时的文学风尚,女性创作亦表现出与流行文风趋近的动向;作为帝王生活与娱乐的场所,南朝后宫中的文学生产值得进一步探究;南朝女性的自我形塑因融注了个人的学识、气质及经世情怀,因而呈现出优雅理性、独立不迁的本真面相。     

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注

刘宋大文豪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现存可考的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本文加以笺解,分析陶渊明的行迹思想文学成就与陶渊明、颜延之的友好关系,从而得出结论,早在刘宋初叶,陶渊明在文坛已占重要地位。     

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

南朝时期,史学从文史哲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但是,史学与文学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后汉书.文苑列传》、正史列传中收入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杂传创作的兴盛、史籍里有关传主的文学观念论述的记载、很多史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等方面,就南朝史籍编纂的文学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论北朝社会对入北南朝士人文学的改造

南北朝时，北朝社会独特的政治氛围，地理风物是北方学生成的重要因素，只要进入北朝社会，无论怎样的学都会被改造，南朝入北的士人学就是这样。南朝士人的学只有经过北朝社会的洗礼 才能更臻完善。     

悲怨:中国古代文学之内驱——一个文学史母题的发展历程描述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怨主题贯穿始终,先后形成了七次高潮:先秦、汉末建安、南北朝、中晚唐至五代、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乾嘉之际。悲怨之所以与文学之发展密不可分,是因为它由人类的基本情感和人们所受的深重苦难所决定的。一流的作家作品莫不与悲怨有关。中国古代悲怨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古代文学。从历史的视角看,通过中国古代文人参与形成的悲怨洪流,汹涌澎湃,始终左右着作者和读者的心灵,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内驱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近乎永恒的文学母题,为治中国文学史者所不应忽视。     

魏晋南北朝文体分类动因考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有赖于文体辨析意识的越来越自觉。有关文体辨析的著作及文章卷帙浩繁,但查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前辈学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的专著方面,而对文体辨析产生的动机和原因以及对文学自身所带来的影响缺少重点地、系统地阐述说明。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抓住魏晋南北朝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其特色,着重探析了当时文体分类背后的动机和原因以及对文学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品人辨体:南朝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南朝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非常注重品人辨体。品人主要表现为对丕、植的推尊与对刘、王优劣的论争；辨体主要表现为区分建安文学与其他时代文学、探讨建安作家的渊源以及评定相关文体的代表作品等。     

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活动不仅是审美自觉的结果与体现,也是整个社会关系变化与重建的结果,并成为重建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在整个文学场中,文体建构活动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文体分类、文体特征分析、文体适用范围的规定等,从而赋予文学明确规定性特征,这就为一些社会存在领域进入文学场、获得话语权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为各种表达活动以及相应的交往活动确定了规范性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