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两年,因为工作的需要,看了不少学校的校报。看多了难免产生联想:什么时候开始有校报的?一个学校没有校报行不行? 据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上海最早一份校报是《复旦季刊》,创刊于1915年12月。三十二开本,刊首有复旦当时的校长李登辉先生写的弁言。从版式看,这似乎是杂志而不是报纸,但从内容看,季刊刊登本校纪事、评论等,显然有新闻性。本世纪初叶,在新闻界报纸     

读图·读梦——我看《新教育之梦》

我还欠朱永新先生一笔债，因为我答应他写一篇《新教育之梦》的书评的，可是从这本书出版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了，我都没有能写得出。     

访教育家刘佛年教授

投考到刘佛年先生门下学习和工作两年来,与先生朝夕相处,经常聆听先生的教诲,得到先生的指点与关怀。先生平时谈学问和工作多,谈个人少。这次《中国教育学刊》约我写一篇有关先生的文章,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才有机会较系统地了解他的学术经历和主张。先生1914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3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大学期间他开始     

谈谈校报言论

大众传播学十分重视“言论”这种体裁形式，誉之为传播媒介的“灵魂”、“旗帜”，高校校报亦然，近些年国内多次举办校报评比，其中就含“言论”一项。“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认识到重要性和体现出重要性还有相当距离。从当前高校校报情况看，我的感觉是“言论”比不上其它类体裁活跃。在色彩缤纷的校报版面上还未能充分体现出它的“灵魂”和“旗帜”作用。翻开高校校报的历史，我们最受感染、深受鼓舞的是一篇篇时政兼评的“言论”的伟大力量。1914年起周恩来同志主办的《敬业》、《校风》、《会报》、《觉悟》等校报；1919年起毛泽东同…     

秋雨春风四十年

算起来,我和孙功炎先生(字玄常,平时朋友都叫他“孙公”)从相识到他离我们而去整四十年了。 他于1998年7月1日逝世,我曾和杨宗礼先生合写一文《儒宗懿范,艺海明师——孙功炎(玄常)先生不平凡的一生》(载1998年7月13日《运城日报》),向社会介绍他的生平及成就。本文想写些我与孙公四十年交往的片断,来对我这位师友再做一缅怀。     

张文质：一个教育的私语者

与文质先生相识相遇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记得是在2003年3月的时候，那时我在广东省的校长培训l中心工作。通过朋友介绍，我读了他的《保卫童年》与《唇舌的授权》，触发了请他来讲课的心思。因为，那种对教育的情怀和独到的见识以及独特的表达方式与当时教育学术领域的风格简直是完全不同的。     

再说“美盲要比文盲多”

查旧稿，我于1984年5月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短文：《美盲要比文盲多》。当然，这样无足轻重的短文引不起任何涟漪。倒是后来与杨振宁先生谈及此文，他极感兴趣，一定希望我复印寄他看看。科学家关心美育，令我兴奋。数年前认识李政道先生，他正从事艺术与科学的比较研究，我两次参加他主持的对这方面研讨的会议，他认为科学与艺术同属感情创造或创造性感情的事业。     

恰当地表达情感

恰当地抒发心中涌动的情感，可以使文章锦上添花。在作文当中，特别是记叙人、事、景、物时，恰当地流露自己的情感，让它与自己记叙的内容融为一体，可以使自己的作文多一点灵气、多一份回味的空间。下面我以大家熟悉的几篇课文为例，谈谈几种常见的表达方式。一、直接表达，水到渠成《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养花》、《小站》、《心愿》……这些文章，作者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和感情，用明确的语句表达出来，让读者触摸到他此刻搏动的心灵，了解他写此文的目的。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叙了鲁迅的几件小事之后，在文末总结：“的确，伯…     

《自由谈》上说"自由"

唐弢先生在《琐忆》一里说到一段坛掌故：“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尔写些同类性质的章。     

有恒斋求学记

1928年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在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校,从汉口到南京,成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名插班生。此后,便一直接受现代教育到1936年大学毕业。在到南京以前,我的知识主要来自私塾,而以1925年到1928年这几年所得为多。我当时的老师是堂伯父君硕先生。他名士经,号苞轩,是叔祖子大先生的长子。自幼才华出众,十多岁时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但也是他惟一的文学结     

提高自身素质办出校报特色

在全国各大报纸中，高校校报就似一朵小花独放其间，它没有编排其他报纸、杂志等的系统分工，而是融采、编为一体。我自1993年3月从事校报编辑工作至今已有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实践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编辑人员的素质、能力对办好校报的重要性。首先，编辑人员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高校校报是反映院校信息的窗口，也是大学生思想、情感活动的芳草地。校报的读者主要是高校学生，是肩负跨世纪使命的新一代青年。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独立思辨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校报的政治性将对他们产生导向作用。因此，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努力学…     

范曾巧补大千画

1998年秋,我有幸与范曾先生同住一楼。即为邻居,见面自然更多了,有时一天竟会有多次。我外出回来,也总喜欢先到他的抱冲斋坐坐,谈谈见闻,欢笑一番。隔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购回一幅张大千先生的人物画《高士读易图》。回来后先拿到范曾先生处,请他过目,听听他的评价。他当即     

我的启蒙老师

岑师时甫先生离开我们已六年多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明晰,我对他的怀念也愈深切。 岑先生是我的语言学启蒙老师。1948年夏我在上海报考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时,还以为这个系是培养话剧的创作与表演人才的,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参加过《孔雀胆》、《万世师表》等话剧的表演,当时在这方面有点兴趣。是年秋,我接到录取通知后,便从上海经武汉、到广州石牌国立中山大学报到注册。第一堂专业课是文学院代理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岑麒祥教授的《语言学引论》。听了他讲“绪论”,我才知道“语言学”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而是一门研究语言的科学,和学习演话剧完全是两码事。     

试论校报编辑人员的创造性劳动

高校校报工作有“两少两多”的特点，即人手少．经费少；任务多，杂事多。因此，做校报工作确实很辛苦，但也能锻炼人。正如一位长期从事技报工作的老者在回忆时说过的：“校报已经成为我历史和生活的一部分，它给我的欢乐和苦恼，它给我教诲和训诫，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对校报编辑人员来说，每一期校报都是一笔凝聚着他门心血和汗水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其中的心血和汗水就是编辑人员付出的创遣性劳动。下面就本文的这个论题，谈几点初步的认识。一、校报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是校报工作的内在要求。（－）技报在高校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有三…     

“课改”,让上海建青学校编辑社不断出成果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历来重视课程改革，坚持以学生为本，组建了一系列特色社团，编辑社参与的《建青报》创刊于１９９９年，迄今已发行了二十二期。它是一份在全市相关校际交流范围颇有影响、完全由学生动手操作的校报，也是一份从三岁到十八岁年龄段的学生共同参与编辑的具有特色的校报。由著名书画家程十发先生题写报头。《建青报》编辑社作为学校文学社团的一员，是由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建设，并由高中部有关语文教师专门指导、定期开展活动的社团。《建青报》现按月出版一期，但社团活动每月要进行多次。在每一期报纸出版后，编辑社都要…     

邵询美研究五题

一、关于《天堂与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恶》1926年邵洵美自欧洲回国,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访《狮吼》杂志同人,与滕固、章克标成了至交,并成了《狮吼》的主要撰稿者.1927年1月,他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作为“狮吼社”丛书,由光华书店出版发行.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在《选诗杂记》中说:“还有邵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我     

木刻《牺牲》是寄给《北斗》的吗?——鲁迅本事拾零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号扉页上刊出德国进步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这是鲁迅先生对柔石烈士的纪念。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编选珂勒惠支版画集时,回忆到了这件事情: “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写于深夜里》) 可是,当年《北斗》编者丁玲同志的回忆却与上录文字小有出入。她说,在筹备创办《北斗》时,“除了文章,我想还应该有图画。我请求鲁迅先生支持,他叫我到他家去挑选。这是我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开始。我选了一张木刻,就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牺     

辨《“语文意识”辨》——向李维鼎先生请教

拜读了李维鼎先生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5年第5期的《“语文意识”辨》一文后，觉得有些不同看法，于是我把此文推荐给王尚文先生。看完文章后，王先生非常高兴，他说：“维鼎兄是我的诤友畏友，他指出我引文的疏漏，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要负完全责任。     

怀念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快到了。我想起了一些与鲁迅先生交往的往事。岁月匆匆,那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与鲁迅先生交往,开始时是与美术有关的。我年轻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那时对鲁迅先生一点也不理解(还曾经吵过架,可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篇》上鲁迅给我的两封信)。后来有了好感,一方面是因为看了他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的那些尖锐的杂文,虽然不大懂,但喜欢那个调调,甚至想模仿一下;另外,则是由于看见他也介绍木刻、版画、谈论美术。一九三三年秋天,我在叶紫家里和陈企霞谈起上海街头巷尾旧书摊上儿童看的连环     

南航的战略发展谈

两个礼拜前在看《对话》节目时，正好是南方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刘绍勇先生在介绍他的飞行日志，不禁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刘总是清华大学EMBA的毕业生，我在清华讲授《战略管理》的课程时，就曾与他交流过南航的战略问题，刘总也邀请我到他的公司为高层主管作了一次“战略与文化”的演讲。[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