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本色"与苏轼的"以诗为词"

本文以苏轼“以诗为词”为中心，阐明词并没有特殊不变的“本色”，因而北宋以来的本色论者反对苏轼“以诗为词”，谓苏词“非本色”的论调是错误的。本色论者没有看到苏轼“以诗为词”的原因与实质，从而不能对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史上的意义与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     

再论“以诗为词”

历来对以诗为词的阐释众说纷纭,实际上,其涵义本身就是多方面的,不同语境各有侧重。在《后山诗话》特定的语境和场合下,以诗为词的意义只能是:将诗歌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改变了词传统的婉约风格。     

试论苏轼“以诗为词”

苏轼以他打破传统因袭态度的创作精神,把诗文革新运动的革新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一扫词坛侧艳重靡的积习,扩大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语言风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从诗词分界看苏轼“以诗为词”

古典诗词存在明显的分界,本文从题材的选择,词境的构成、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     

"以诗为词"与"别是一家" --论苏轼、李清照词论的殊途同归

苏轼“以诗为词”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他们词论最大的共通性在于，都在努力地推尊词体，维护词体高雅的格调。     

苏轼"以诗为词"浅析

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了词的传统,扩大了词的内容,提升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语言和风格,从而为词发展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准备了条件.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新天下耳目”的东坡词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在形式上,冲破了声律的束缚,使词由原来的音乐附属品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新型诗体;在内容上,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能够像诗文一样反映广阔的社会和人生。此外,苏轼还大量使用词题、词序来交待词的创作原因和动机,又尝试用典以扩大歌词容量,这些创造性的作法,也都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人格流变和“以诗为词”

文章从中国诗歌文学的两大特性中,就词的发展流程,从“变”的角度,谈苏轼自身的主体性格流变和“以诗为词”论。     

以诗为词的理论演进与东坡词的创获

在诗词融合的现实背景下,兼之以时人对诗词密切关联的普遍认同,以诗为词理论完成了由现象到理论自觉上的瘸进过程,并一时成为词坛风尚。在这一过程中,苏轼以自觉的理论意识将词的创作提升和纳入士大夫主流文化之内,用“以诗为词”的理念,自成一家,自创一体。     

苏东坡“以诗为词”探因

东坡“以诗为词”,原因很多,但其直接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通过分析婉约词的乐歌性质和“浅斟低唱”“佐清欢”的创作环境与生存状态,考察苏轼各时期词作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苏轼在密、徐、黄时期迅速形成特色的“以诗为词”,其直接原因在于苏轼填词的环境氛围迥异于婉约词长期一贯的生存条件,词已不是为合乐娱宾遣兴而填制,仅为抒情言志的载体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以诗为词"之我见

苏轼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这一主张有些违背作词的基本原则。从苏轼的作品看，其创作实践并未坚守其理论，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苏轼的主张看，他主张词、诗共源，词只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巳。这将会使诗词出现合流的现象。苏轼“以诗为词”，不仅以诗的题材内容入词，还以诗的创作形式、创作方地广泛入词，这样就使苏轼许多词作常与其诗混淆难分。苏轼把“诗序”入词，结果使他的原有词牌往往被人遗志，反而经常取其词序和中词句当作新词牌名，这并非对词体的革新。     

“视域融合”视野下“以诗为词”的论辩

“以诗为词”的问题是苏轼词研究史上一个著名的“公案”,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视域融合”视野下苏轼“以诗为词”的研究,是以关怀人类生命为基础的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多元化判断。历史视域中褒扬与异议“以诗为词”的论辩,是对不同视域下的“以诗为词”的综合研究。我们要承认自身的有限性、传统的有效性,在不同的视域中进行对话,追求诠释的可能性。     

陆游的“以诗为词”

南宋词坛在逐渐接受了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之后,开始寻求改变词风的道路。北宋婉约轻柔、含蓄蕴藉的风格在风雨飘摇、国事微茫的南宋王朝必然被主流词坛所摒弃。陆游以作诗之余的闲暇时光写词,却无意暗合了此际词风思变的契机,成为南宋词坛“以诗为词”的代表作家。     

试论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王安石词作较少且精品不多,但在北宋词史上却有特殊意义。他有意识地以诗为词,融诗入词,将原本只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引入词的创作中,开拓了词境,打破了诗词的严格分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铺垫和准备。王安石是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参与人物。     

苏轼词中的“野狐味”

苏轼,北宋文坛巨擘,不论是诗词文章,还是书法绘画,都称雄一时。他的词豪放杰出,一洗晚唐五代以来词坛的萎靡之态,赵师艿评其为"此老真老狐精也"。苏轼词中的"野狐味"主要体现在以诗为词,境界始大;清雄词风,直指向上一路;突破音律,更为自由,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苏轼词风与其性情的关系

苏轼“以诗入词”改变了传统词的创作道路和发展方向，就其自身原因来说是他的性情品格与词体的特性不相契合。采用词这种文体进行创作，必须具备一种与其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这一点，苏轼是不具备的。苏轼的性格气质以豁达开朗、潇洒超旷为特征，这正是苏词的“风韵”所在。     

浅论苏轼“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人喜欢"以才学为诗"。苏轼尤甚。苏轼之所以喜好"以才学为诗",自有其不便言说的独特的创伤初衷,这就是:(1)要抒胸中"忧愁不平气",(2)作家(诗人)与学者兼于一身特殊身份所使然,(3)强烈开宗立派意识所驱使。由此形成了苏轼独特的文本类型,即:(1)用典使事型,(2)多次韵型,(3)艺术鉴赏型,(4)因物寓理型。同时,苏轼在"以才学为诗"的实际操作中,自有其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特征:一是经史百家学问穿插互用;二是以才学寓托诗人心志和寻求精神之"适";三是凭才学拓展诗歌题材。此外,苏轼"以才学为诗"具有极其重要的创作意义。     

论张先“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

北宋初期张先词中所呈现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主要表现在酬唱赠答的实用功能、士大夫情感的抒发和化用诗句入词的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以诗为词"的张先词具有一定的诗的情思、品位,典雅、厚重,同当时词坛上流行的以柳永为代表的俗词有很大的不同。张先"以诗为词"不仅在词从晚唐五代、北宋初期到北宋中后期的过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苏轼"以诗为词"历史任务的最后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因此对于张先词的意义及其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