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香港华人商会的政治分析——以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与香港工业总会为个案

香港自1920年代起陆续建立自己的工业,经历二次大战,大批的内地工业家来到香港.到了1960年代,香港政府大力推动工业化政策,为了制衡本地华人厂商组织的影响,催生了香港工业总会.本文讨论了香港政府对华人商会的统治政策,并以1960年代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为个案,分析政府与商会之间的磨合关系.在讨论政府如何驾御华人商会的同时,分析香港厂商所作出的反应,其中将特别指出沪籍和粤籍厂商对政府的不同态度.     

对优化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以A省M市为个案

商会是政企沟通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商会的地位不断提升,外界对商会的期待也不断凸显,为此,新形势下加强商会组织建设已是当务之急。本文以A省M市商会组织建设为个案,通过M市商会组织建设的基本情况的调研,该市商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最后进一步分析加强商会组织自身建设的几点思考。通过该个案的分析,为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一些可行的路径分析。     

现代香港民间商会治理网络及其功能——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

香港潮州商会是现代香港民间商会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香港进入经济转型时期,潮商也在工业化道路上进行新的探索。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潮商经济再度得以迅速发展,作为潮商商人团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香港潮州商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随着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国际性社会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港英政府政策环境的改善,现代香港潮州商会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其在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社会服务、参政议政等方面的功能得以突显,尤其是与港英政府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协助政府施政的社会治理功能有所强化。     

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联系及其影响——以厦门商会为例

近代以降,商会作为商人的组织首先由清政府倡举,海外华人纷起而效仿。本文以近代厦门商会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海外诸华商总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考察这一联系的社会影响。在整个近代过程中,厦门商会有意地强调其与海外华商总会之间的联系,并在处理国内、本地事务中反复对此联系加以运用,以增加商会活动的影响力,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及其他社会势力来使本团体获益的目的。     

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与商民协会的解散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商会存废之争;随后又发生上海总商会会所被打砸、职员被殴伤,愤而"闭门"停止办公的风潮,使得上海商人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尖锐;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对整个上海商人团体进行整顿,最终作出取消商民协会的决定.从商民运动兴起之初即延续不断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至此终于宣告结束.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近代大学教授会与当前教授委员会的比较研究——以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为个案

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大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我国近代高教史的遗产,对当前教授组织参与大学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以及教授会这一“教授治校”的基础性组织,总结了其组织特征;简要分析了当前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实施现状;并对历史与当下两种教授会制度做了对比分析,得出相应的启示.     

依附式合作:企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探析——以在京外地企业商会为例

在京外地企业商会与政府部门的互动状态显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存在着一种依附式合作模式,表现为程序依附、实质合作。商会基于制度安排和自身的实际考虑,在组建程序上对政府部门有依附;在实际运行中并不受其控制,而是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它与政府部门是在进行合作。依附式合作模式得以形成取决于政府部门合理行使政府职能和商会具有理性诉求。这种模式有助于商会缓解现实中的二难困境。     

地方经济力量的兴起与衰落——香港新界沙田商会的个案

香港新界沙田商会的出现,是因应着墟市的发展,外来经济势力的兴起而产生.与传统以地缘基础结合的组织不同,商会强调巩固对内团结,对外联系及改善墟内的经营环境的功能.1970年代初期,随着沙田经济的蓬勃发展,墟内商户数目大增,商会的组织日益庞大,并开始积极参与区内的政治事务.可惜的是,由于没有直接组织独立的政治团体,建立直接与政府沟通的渠道,在政府重建沙田的过程中,商会失去了商户的支持而一蹶不振.     

近代的会与匪——以广东为例

秘密会社与盗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晚清文献中常能见到的“会匪”一词，是晚清以来会党“匪化”与盗匪“会党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渲染的结果。会匪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它出现的历史反映着，随着秘密会社的“蜕化”、“匪化”，存在于基层社会的非血缘组织，演变为一种原有地方秩序的破坏力量，并因组织的跨地域性，使地方社会的混乱更难以控制。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权势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末年至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国内社会的动荡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段时期内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风潮与危机,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和混乱.随着时代的变迁,天津总商会不断有所作为,在稳定金融市场、维持流通秩序,控制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付出了艰辛努力,获得了商界与政府的一致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晚清商会与近代博览会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途径及特色探析——以苏州商会司法仲裁为例

江苏在明清时期属于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尤以苏州为最。在近代全国普建商会的浪潮中,苏州商会充分发挥自身理案职权,运用司法仲裁模式解决各类商事纠纷,促进了近代江苏商业活动法制化发展,但因其备受来自官府的压制和阻碍,故其效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民国商会与同业公会关系探析--以1929-1949年的成都市为例

民国时期,商会与同业公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在组织管理上是上下级隶属关系。两者之间这种似乎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弱化了商会对各同业公会的控制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有商会对各同业公会的组织整合功能．有利于政府对商人组织的控制和利用。四川省及成都市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矛盾关系,达到控制商人组织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采取强制手段对商会等民间社会团体进行整顿和改组,实施严格监督和控制。经过整理后,商会的力量的确有较大的削弱,但并非完全失去独立性,处于屈从政府意志的附属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而且逾越了政府政策所许可的范围,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所发布的宣言通电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尽管商会的意志和要求屡屡遭致政府的抑制和漠视,但上海市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采取的行动证明商会是一个具有明显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     

1928-1937年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以天津商会为研究对象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关注经济领域,在中原大战后,国内环境暂时取得了和平,实行了税制改革,裁撤厘金,开征新的营业税、特种消费税。然而,地方政府为了一己私利而公然违背裁撤厘金的宗旨,导致商民负担大增,税制改革后纠纷不断,工商界一片抗议,加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影响,改革最终失败。     

行业协会商会培育、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先天发育不足,要使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从政府方面说,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支持不够充分、管理力量薄弱,法制保障滞后等方面的问题;从行业协会商会自身来说,存在着覆盖面低、结构失衡、组织活力不足、资金和人才匮乏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我们从解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认识问题入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和扶持优惠政策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同时通过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自身建设,才能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的不壮大和健康发展。     

论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商会发展——以湖南民营经济为例

商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主体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政府职能转变与商会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重大的实践价值。文章分析了大数据时代政府职能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与作用,探讨了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商会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提出了湖南商会服务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近代的会与匪--以广东为例

秘密会社与盗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晚清文献中常能见到的"会匪"一词,是晚清以来会党"匪化"与盗匪"会党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渲染的结果.会匪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它出现的历史反映着,随着秘密会社的"蜕化"、"匪化",存在于基层社会的非血缘组织,演变为一种原有地方秩序的破坏力量,并因组织的跨地域性,使地方社会的混乱更难以控制.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权势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