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克段于鄢》的人物与主旨

从作者对文中历史人物的记述与评价看,文章鞭挞的主要对象是共叔段与姜氏,而非郑庄公。章主旨之一,通过记述郑伯克段于鄢史事,鞭挞共叔段“少陵长”“淫破义”,批评庄公“失教”,宣扬“君义臣行,兄爱弟敬”的封建道德。主旨之二,通过郑庄公母子关系中的矛盾斗争及转化宣扬“母慈子孝”的伦理观念。此《春秋》《左传》之大义也。     

春秋“出奔”现象中的“和为贵”

“和为贵”是周代“礼治”社会的重要政治传统.“和为贵”在“出奔”中的体现包括:允许贵族出奔避罪、优待流亡者家属、招徕流亡者返国、为出奔者另立继承人等.“和为贵”之所以在春秋时期成为处理贵族出奔的重要准则,是当时国际环境、列国国内政治形态、社会盛行的亲亲之道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内孙”考辨

《二年律令》中同时出现了“内孙”和“外孙”两个概念,基于现代人的成见,我们很自然地以现代汉语中的“外孙”一词为参照去解释“内孙”,把它理解为从儿子所生的父系家族的成员。《二年律令·收律》的一则规定打破了这一思维定式。《收律》关于“收”的例外规定中有“内孙勿为夫收”,即具备“内孙”身份的人,则不因父亲（即该丈夫）的犯罪行为而被收。“内孙”与“外孙”,作为“子”所生的隔代晚辈直系血亲,不是以“子”的性别为依据来划分的,而是从家系的传承,即在家族中的地位来区分的。已婚女子所生的、留在自己父家族的孩子,也是“内孙”。内、外孙的划分,表明汉初婚姻家庭形态的复杂性。     

“嘏”读音考辨

“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一个异读词,《辞源（第三版）》明确了唯一的读音“jiǎ”。探析“嘏”和“叚”的同源词身份,并进一步指出“嘏”是两个构字部件音义兼顾的双声符字。从“嘏”的语音发展过程,可以看出“jiǎ”是语音正常演变的结果,“嘏”ɡǔ读音当是语音讹变造成的。     

从郑庄公形象看《左传》的文学价值

据《左传》记载,郑庄公是春秋动乱的始作俑者、地地道道的阴谋家、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清人判之为"奸雄之尤"。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鲜明生动的文学形象。"公羊"、"谷梁"二传对郑庄公却极少记载。《春秋》三传比较研究的意义,应在于证明《左传》文学价值之明显和重要,而对于郑庄公的研究,恰好彰显了这一点。     

20世纪末“鲁迅论争”之考辨

回到历史现场,重现论辨各方争论的焦点,考察论争的起因及发展动向,辨析论争者的意图、学理依据及思维的逻辑性。揭示出＂尖刻＂、＂片面＂下的＂坦诚＂和＂深刻＂,透析兴师问罪者的话语霸气和隐含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彰显冷静、客观、条分缕析的学理探究和扪心自问的鲁迅式＂自剖＂精神。     

古代文学中“少年”形象之流变

少年行题材在汉代乐府中存在,在唐诗中则出现更多＂少年行＂的诗歌＂,行＂则是汉唐乐府诗题目创作中的一种,而＂少年＂在唐诗中也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女性少年＂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更具有研究价值。     

《哀郢》“陵阳”考辨

否定“大波”说,安徽地名说和“巴陵”说,证明《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句中之“陵阳”是今湖南省慈利县。     

汉代“荧惑”星占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荧惑（火星）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灾星,在汉代星占学上备受关注。其占辞多与兵、丧、饥馑、疾疫等灾害紧密相联。在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荧惑入太微、守心、守犯舆鬼和南斗及与其他行星合犯等严重失行天象都被视为重要灾难降临的征兆,成为大臣、儒学经师等劝谏帝王修身养德、推行仁政的重要借口,在两汉时期的政治运作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

秦早期成都城在咸阳西城东廓的观点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其主要证据即是认为成都“与咸阳同制”的是城市平面布局。通过对古代文献源流的辨析,现代各家结论的评述,可见成都“与咸阳同制”的不是城市平面布局,而是政治经济上推行的秦国制度     

试论“三段式神像镜”的图像结构与主题

汉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画像镜(三段式神像镜)的主神是女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道教的偶像老子,而是与生育相关的女神,或为女娲。三段式的图像结构分别对应于天地秩序、神仙、古代圣贤,可视作铜镜的使用者们(妇女)对生命的核心期待:决定她们一生幸福的关键点———嫁人、生育、长生不老。     

金文“于”字用法初探

“于”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虚词,其在传世文献中的用法已被揭示得比较清楚了,然其在早期汉语,如甲骨文、金文中的应用情况如何,尚未有全面的论述。殷周金文代表了早期汉语的发展情况,由于内容具有一定的程式性,其虚词的总体出现频率并不高,但“于”的用例却非常多。如既有用为动词的,又有用为介词的;用为介词时,不但可以引进处所、时间、对象,还可以引进施事者,构成一般所说的被动句。诸如此类都反映了金文中“于”字用法的丰富。故对其进行调查探讨,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于”字的早期应用情况,且可为解释该字的虚化规律提供佐证。     

《说文》“我”字训释考辨

考诸甲骨文、金文,"我"有两源:一从手从戈,一从禾从戈,以"割手"、"割禾"为造意,以"戈"为声;"戈",方言读guó,与"割"的方言读音一致,故"我"乃"割"之本字,有宰割、宰杀之义,甲文里有此用例;"我"被借作自称之后,另造"割"表本义;手的古文作、禾穗作,垂的古文作,三者相近,导致混同,故有许慎这样的说法。,从爪从戈,是"我"之金文字形。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论朗诵再创作过程中的“内明于心”和“外达于人”

朗诵是一门语言艺术,是通过声音形式对视觉艺术的解构和重建。朗读者对朗诵文本的理解与把握到位与否和朗诵技巧的运用得当与否决定了朗诵二度创作的成败。只有做到＂内明于心＂和＂外达于人＂,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古代“小儿书”考辨及小儿教育经验分析

文章对中国古代“小儿书”的演变规律及教学实践作了考察分析,特别就《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教童子法》这两个中国古代蒙学课程的典型进行了个案剖析。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论运用“联想教学法”于英语教学中

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及各种教学法的运用,我国的外语教学已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学生死记英语单词而收效甚微的局面仍未改观。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了运用联想教学法,以扩大学生词汇量,提高其阅读水平的观点。并认为该教学法是有效解决学生记忆单词的方法之一。     

“神思”与形神之辨——对刘勰“神思”论心理机制的考辨

一在刘勰之前,用以标示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活动的“神思”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且为人们所习用。但“神思”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前人则很少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是刘勰。刘勰用来说明“神思”心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形神理论。大家知道,形神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先秦开始,历两汉魏晋直至齐梁,中国思想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极其复杂而激烈的研讨辩论和斗争。从研讨的范围来看,涉及哲学、宗教、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以伯克认同理论为视角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以伯克认同理论为视角,分析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现存问题与应选路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力、话语权、影响力不强,其表现和原因在于地区差异与冲突、传播乏力与失语、文化自戕与误读。其路径在于,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机遇,建构立体化的体育文化传播内容体系,创新多元化的体育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培育现代化的体育文化传播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