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路径与格局：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舆论生态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舆论生态治理体现出增进社会认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促进全球对话的新可能。鉴于实践与学理的双重需求,本文尝试提出“价值指向—实践路径—格局塑造”的治理思路。以“价值指向”构成舆论生态治理的底层图景,以“实践路径”厘清舆论生态治理的行动逻辑,以“格局塑造”达成舆论生态治理的终极目标。依据这样的治理思路,实现舆论生态治理在向度、效度和能度层面的辩证统一,实现治理过程中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推动舆论生态治理渐次铺展、稳中求进、取得成效。     

后疫情时代社区应急广播建设的守正与创新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影响全球,我国公共危机应对在政令传达、基层治理、信息畅通、舆论引导等环节也面临诸多考验。应急传播中,广播以其权威性和高存活性、社区以其地缘和心理上的贴近性在抗疫主战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作为中国应急广播系统空间拓展的重点环节,亟需建构立体式的信息传播场域,提高社区应急广播服务效能,打通基层政治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发事件的“舆情治理”——以察北鼠疫防控中的舆论宣传为例CSSCI

“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之初,察北暴发严重的鼠疫疫情。党统一领导部署舆论宣传工作,设立专门应急宣传机构,统筹各种资源,运用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载体,宣传疫情防控形势、防疫知识和经验以及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这些措施不仅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在全社会普及了卫生防疫知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社会上的封建迷信观念和陈规陋习,提高了全社会的卫生防疫意识。这一历史实践为新中国在突发事件中的“舆情治理”工作及机制积累了重要经验,也可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启示。     

三次公共危机舆论引导推动国家治理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呈现的烈度不仅能鲜明反映应急治理体系漏洞,影响突发事件走向甚至社会稳定,还可以从中聆听民意,凝聚智慧和力量,引导舆论推动政府调整政策取向,补足国家治理短板和不足,瞭望社会文明进程发展大势。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深远的空前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是全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的政府新闻发布机制

在突发自然灾害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塑造政府形象,提高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在应急治理领域尤其是在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方面,积累的经验还远远不够,通过基于“事实—价值—情感”模型,提出完善突发自然灾害事件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三大策略,即：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把握发布时机,完善对话机制;坚持以价值为标准,强化“共同体意识”,完善提升政府公信力机制;坚持以情感为依托,加强共情传播,疏解负面情绪,完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引导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刍议

本文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理念和中国高层领导大力强化网络舆情治理作为研究缘起,围绕信息时代的“治道变革”,深度剖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对当前中国网络舆论场域及其新变特征重点把握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对舆情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基于前述分析对当前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重点、研究思路、价值立场、研究视野、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等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宣传工具和基层治理资源：对防疫标语的话语分析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标语在城乡基层疫情防控宣传、治理中被广泛使用。防疫标语与网络流行语深度融合,实现主流话语的社会化表达,通过网络群体传播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防疫标语以情感共振构建社会认同,这种话语模式通过对个体情感、行为的具体化演绎和对伦理关系的故事化表演,表征出疫情防控措施倡导的新社会规范,避免了因行政命令的生硬给民众带来接受压力,也通过情绪情感体验驱动了人们的行动力。“硬核”防疫标语对劝诫警示的粗犷化展现,是乡村政权等基层治理主体的权力话语生产,其强指令性色彩体现治理主体履行防疫责任的坚决态度和决绝做法。标语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了较平时更为重要的作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更新基层社会动员方式,化解官方话语困境,应探索完善标语在社会治理中的话语生产和传播途径,以实现官民话语融合和“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现实基础、介入逻辑和实践准则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的“媒介化治理”,不单是媒介化社会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更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媒介化治理”的介入逻辑,主要包括通过设置议程型塑人民群众的社会认知、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渠道、为多元主体提供可以协调沟通的平台、发挥媒介调节社会情绪和情感的功能等。与其他治理方式相比,“媒介化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并非“万能药”。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特定主体所进行的“媒介化治理”,应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媒介化治理”共同体立场,谨防“舆论偏好”引发治理风险,避免对“媒介化治理”产生依赖,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媒介系统的功能错位,找准应急治理的发力规律,以此全面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     

疫情风暴考验媒体社会责任--湖北广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宣传报道的经验和启示北大核心

当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常常引发政府和大众公共关系危机,能否满足大众知情权,同时维护好政府公信力,考验当今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媒介治理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当前,需要媒体拿出社会良知和职业精神,在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善于创新,为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湖北广电作为涉事地省级媒体,从战时体制到战斗姿态,从应急理念到传播创新,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道交上了一份新答卷。     

媒体如何在公共危机中当好“稳压器”——以阻击甲型H1N1流感报道为例

及时快速的应急反应、公开透明的信息呈现,使我国媒体在这次“甲型H1N1流感”报道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对此次疫情的相关评论表现出更加理性、建设性、导向一致性等特点。对公众心理的准确把握、正确的舆论引导以及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媒体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压器”的职责,为促使危机的化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诉求的主题挖掘与演变透视

2020年初COVID-19的突发对社会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挑战,也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重大考验。疫情期间的公众舆论在充分反映民众诉求的同时,也对政府治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有关于疫情期间公众舆论的研究成果,大多从舆论的价值角度分析,缺少更深层次对民众诉求的挖掘。文章基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数据对新冠疫情期间民众对政府的诉求进行分析,通过隐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对民众诉求的主题进行挖掘,并分析各类主题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演变特征与防疫政策的关联。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民众诉求的主题可以归纳为5类:社区管理、医疗防疫、学校教育、交通物流和经济措施,不同主题的热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与疫情发展有关,也与不同时间发布的防疫政策相关。对民众诉求主题及其与政府政策关系的研究,可为政府部门今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重大突发事件中县级融媒体的报道实践与思考——“邻水发布”突发疫情报道的个案分析

邻水县“5.9”新冠疫情期间,邻水县融媒体中心积极履责、主动作为,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及时、实用的疫情信息报道,充分体现了基层主流媒体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打通了地方突发疫情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为县级融媒体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专业人才缺乏、媒体资源有限、应对突发事件经验不足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邻水县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邻水发布”在“5.9”新冠疫情期间的报道,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其更好发挥作用提供参考。     

基于角色认知的高校图书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是高校图书馆渡过危机、持续服务的关键要素。文章针对高校图书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以应急管理过程理论为基础,总结高校图书馆在应急管理四个阶段的十类角色,即预案计划制定者、监测预警吹哨者、组织决策备战者、舆情管控引导者、教育培训宣传者、教学科研支撑者、阅读疏导服务者、社会援助志愿者、善后恢复整改者和专题文献保存者;并基于角色认知,提出应具备的五种应急管理能力,即应急计划能力、应急预警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应急协调能力和恢复整改能力,进而提出高校图书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的信息疫情治理困境及纾困方略研究——以新冠肺炎信息疫情为例

[目的/意义]信息疫情系统风险及其衍生危害需要寻求合理有效的治理方略,这既是构建大安全格局的应然要求,也是表征风险治理能力的实然体现。[方法/过程]在阐释中医治未病理论运用于信息疫情治理逻辑适恰性的基础上,以全球新冠肺炎信息疫情治理现实为例,基于“病灶点”锚定的逻辑,解构了信息疫情治理在治未病四阶段存在的困境,并提出信息疫情治理的纾困方略。[结果/结论]在“健康无病态“”欲病未发态“”既病未传态“”病后未固态”的四阶段,新冠肺炎信息疫情治理分别存在“信息防疫意识的普遍缺位“”风险监测预警的线性滞后“”政府强力干预的公民缺场“”边际收益递减的注意弱化”四大困境。针对前述困境,从“固化正气“”审辨阴阳“”整体施治“”纠正偏颇”四大维度提出了治理对策。     

社交媒体在校园舆情中的风险生成、传递和治理——基于G省S校QQ空间“表白墙”的分析

社交媒体参与风险传播的程度日益加深,寄生于高校的社交媒体更是在校园舆情的风险生成与风险治理中搅弄风云。以学校冠名的具有强自治权的QQ空间表白墙是一类特殊的社交媒体平台,一方面它是感知风险的吹哨人,发挥监测风险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属于个体化用户,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成为生产风险、传递风险的“滋事者”。校园舆情中风险的规避与化解有赖于校方与QQ空间表白墙所有者的联合治理。     

算法安全:伪舆论的隐形机制与风险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公意”和“众意”在大数据的海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算法的指引和侵扰。网络平台通过可见性的控制和智能适配的技术逻辑影响舆论的自然生成,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算法以其隐蔽的技术手段将社会表达的“公意”舆论操纵为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众意”的“伪舆论”。这种伪舆论容易钳制舆论主体的理性表达,挑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撕裂民众的社会共识,冲击社会治理的基座。对算法“伪舆论”的治理既是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家算法安全、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必要工作。     

“看见”的力量——透视疫情报道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武汉封城,九州闭户。14亿人基本停止流动,千万人□的城市急封,史无前例。又恰逢移动互联时代,宅家的人们对信息极度渴求又极易获取,感动、失落、焦虑、愤怒与期盼交织且胶着。当此之际,舆情的潮涌潮落、曲折回环,耐人寻味。从疫情报道的窗□,张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中,在14亿人与磅礴而出的社交媒体相伴而行的抗疫进程中,我们试图从几个小角度观察,专业媒体究竟有怎样的进步,又有怎样的“短板”。     

“距离效应”下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时代的新要求与新命题,它关系到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础。在政府与公众危机沟通中存在着“天然距离”“现实距离”和“理想距离”等三重距离。科学认识、正确把握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减少两者之间的“距离感”,需要在理念层面,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能力层面,建立“全周期管理”的舆论引导;制度层面,完善整体性舆情治理体系,从而为有效处置事件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媒体角色定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新闻舆论工作标定了方向。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媒体的定位应当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承担者,改进新闻工作的积极探索者,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者。     

融媒时代媒体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探索与思考——以郑州报业集团正观新闻“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的创新实践为例

主流媒体需持续提供垂直化、人性化、下沉化的服务,延伸内容供给,切实将社会动员等媒体功能与助力国家治理相结合。郑州报业集团“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创新实践,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关心、关注的疑难问题,建立“13710工作机制”,察民情、集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是作为“智媒体”的新型主流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