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鹏：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

汤鹏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成员，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能面对现实、尖锐地批判和揭露封建专制王朝的各种弊端；勇于变革，提出以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富民政策为中心的改革设想；倡言平等，强调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他和魏源，龚自珍等人一样，是对中国古代走向近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有典型意义的思想家。     

我国学校变革研究现状与反思

近十几年来，我国开展的关于学校变革研究主要是围绕学校变革的内涵界定、理论基础、主体角色转型、路径设计及变革阻力等方面进行。研究成果表现出理论研究借鉴、迁移较多，本土化、内生性研究较少；思辨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显性问题研究较多，隐性问题研究较少；内部关系研究较多，外部关系研究较少等特点。未来的学校变革研究应重视学校变革理论范式、研究模式的构建及问题域的探索。     

论新课程理念下学生历史学习方式的变革

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转变学生被动接受式的学习，建立主动探究的学习方式。主动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前提；独立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核心；过程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基础；问题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载体；体验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心理因素；合作性是其学习方式变革的途径。     

从目标为本课程看香港教育变革的误区和转型

成功的教育变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变革的规模和复杂性适中，易于操作；变革的策略是民主、问题解决式的；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发展教师的知识和信念；教师能够从变革中获取利益；学校行政的支持和教师化的配合。成功变革的指标，应该是该项变革制度化、持续化，整合成为学校的常规。     

试论严复晚年的政治思想

严复早期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他主张变法图强，鼓吹自由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提倡开发民智。但是，进入晚年，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却趋于保守。他不再呼唤变革救亡，而强调教育救国之路；不再热衷于自由民主的传播，而呼喊抑制自由；由竭力提供西学转向推崇孔子学说。民国初年军阀政治黑暗，共和制度遭践踏，严复对此感到沉重的失望，这是促使他“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的重要原因     

浅论高等会计教育模式的变革

会计的发展离不开会计教育事业的支持，会计教育改革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会计人才的质量。变革高等会计教育模式，必须首先变革会计教育的观念和目标，这是会计教育模式变革的前提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变革；教学手段和教学能力的变革；会计素质教育内容的变革。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土地制度创新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协调发展战略的价值取向，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终极目标。现阶段我国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的平均化和超小规模经营已经成为提高土地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严重障碍；土地资源紧缺与土地严重浪费的矛盾十分突出；农田基本建设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及劳动力投入与农民的两栖化矛盾等。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应重视农民的作用；要正确看待土地制度变革中政府的行为和作用；土地制度的变革应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土地制度的变革应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苏辙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

苏辙是参与北宋中叶变法活动的重要一员。他认为，“法变而任势，与之更新”，以立法为中心，变旧法，立新法，改革不合理的政策法令。苏辙针对时弊，提出了理财为先，丰财为急；“改革吏治，更立三法”；重武臣，择良将等具体方案和措施。他的这种变法思想和主张，既不象苏轼那样过于保守，又不象王安石那样过于偏激，尤其是他关于“立法”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比苏轼、王安石等人更深刻、更合理。苏辙的变法思想和主张，是北宋社会政治的产物，也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了解的结果，具有较多的合理成份，因而他在元时提出许多建设性变革意见，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肯定，维护社会稳定，一定程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论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具有当代形态的哲学思维方式。他在思维原则上，注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维重心上，注重利益、价值和社会功用；在思维取向上，注重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在思维方法上，注重多维性和辩证性；在思维品格上，注重变革、创新和开拓。正因为如此，他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才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和英明举措     

论高师体育教育专业新世纪课程改革

新世纪高师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改革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课程发展指导思想变革；二是课程目标、内容、方案、考核等方面的变革。     

书写与想象:明清时期徽州族谱中的科举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极为兴盛,其辉煌成就与宗族对子弟科举仕进的重视密切相关,这在作为宗族群体记忆文化表征的徽州族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徽州族谱对科举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与想象,包括:家训祠规对科举仕进的强调、楹联像赞对科举及第的想象、科名录对科举荣耀的展现以及诗文对科举生活的描述等。在科举仕宦的时代氛围和聚族而居的宗族场域中,宗族与科举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由科举制度试析高考作弊问题及其应对

考试作弊伴随科举制度而生,至今仍然存在于现行的各类考试之中,且作弊内容、方法、手段日趋多样化。高考是我国最为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高考是否公平将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本文试分析科举制度时代的防范作弊的措施,从中寻找高考作弊问题的应对方式。     

山西历代科举鼎甲考

山西处黄河中游,有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称,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科举隋大业元年（605年）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终,历经1300年,横跨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延续上千年的历史,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历代科举中,山西共产生3000余名进士,有40余人进入鼎甲。本文尝试对山西历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情况进行小考。     

买棹初从福地游--台湾士子对福州的科场情结

台湾与福州之间,由于地理相近及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人员与事务往来密切,尤其在科举考试中,因福建乡试考场设在福州,大批台湾士子如期来省会应试,福州因此成为闽台科举考试的中心。台湾士子对于福州的热爱与向往,既有师生、同学之间的人情交谊与学问切磋,也有为仕途、功名的攀登与拼搏。到福州赴考的台湾士子,都对福州留下了深刻印象,福州成为了台湾士子心目中向往的科考圣地与发迹福地。     

文化背景及取士制度视角下的科举制再审思

从儒家文化和取士制度两方面，分析了科举制在封建社会盛行一千多年的原因，以此来启示我们废除科举制关键是要消除其内在的文化驱动因素，而且应以更客观、更公正的态度对待科举制。     

明代地方教育建设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本从地方教育建设规模和潜在考生数量两方面，对明代地区教育发展与科举成就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学校与科举在主要职能上的区分，在部分程度上给学校脱离科举的羁绊而获得一定的独立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地方科举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地方所能够提供的考生资源，与学校、书院等的数量无直接关系。学校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也还有重新进行研究的必要。     

元代广西科举不兴的社会原因探析

元代是广西区域科举考试发展史上的中衰期,科举取额甚为有限,科举及第人数极少,士子仕途艰难。此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广西区域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密切相关。对元代广西科举考试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可以从区域史的角度为我们研讨中国科举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清代科举考试对旅游的影响及作用

清代科举取士,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读书人奔竞于科举之途,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流动,形成了浩荡的士人漫游队伍。士人们凭科考和试差之便,出游名山大川,踏访名胜古迹,并留下记游文学作品。由科举引发的旅游活动,对清代及当代旅游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道光时期汉族翰林与满洲翰林地位之比较

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 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 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 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活跃于当时 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清道光时期满 汉翰林之分歧较量的过程予以深入剖析，验证了“满重汉轻”的历史事实。     

康乾时期安徽进士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自隋炀帝创建进士科以来,科举考试就成了封建王朝进行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某地进士人数的多少标志着该地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清康乾时期,共开科53场,安徽一地共取862名进士.这些进士来源于安徽各地,总体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特点.文章主要通过分析这些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来了解当时安徽各地不同的文化教育水平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