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颍州三题

本文论述欧阳修与颍州相关的三个问题：欧阳修五至颍州而非八次来颍;欧阳修因眼疾自请小郡颍州并非偶然,是颍州本身的声名魅力,吸引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北宋官员。欧阳修初至颍州的时间为皇祜元年（1049）三月十三日（农历）。     

吕景蒙对明代颍州人文教化的贡献

吕景蒙于明嘉靖前期任职于颍州,其职司虽重在风宪且任职时间不长,但在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颍州的人文教化史中贡献卓著,影响深远,被列为颍州名宦。他最具影响力的人文教化举措是修缮了西湖书院、兴建了三忠六贞祠、纂修了颍州地方志,这些人文教化措施功在当时,誉流后世,不仅提升了颍州人文生态的品质,而且使颍州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延续了这一人文生态的高位品质。     

试论欧阳修的颍州情结与颍州书写

北宋名臣欧阳修于皇祐元年移知颍州,从此便对颍州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并最终选择终老于此。欧阳修的颍州情结不仅与颍州的自然风物的丰美、较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欧阳修幼年经历及其求隐思退的心理有很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颍州既是欧阳修物质意义上的家园又是他精神层次上的归宿。欧阳修众多颍州诗歌的书写也从多方面反映欧阳修对颍州的钟爱与知颍、思颍及归颍前后情感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为我们更好了解欧阳修晚年心境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     

北宋颍州知州及其廉政事迹辑录

依据文献记录,北宋一朝颍州有80任知州、78任实际到职、77位知州,24位有具体廉政事迹记录。历任颍州知州虽然任职原因不同、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但是在任上基本上能够勤恳为民、造福一方,他们为颍州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新出北宋王回家族墓志研究

阜南朱寨曹元村宋墓新出王容季、王子直墓志铭,确认了北宋名儒王回家族墓地位置,是近年安徽地区宋代墓志材料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出土墓志文与文献、传世诸墓志文互证,可校补王回家族史料之讹误、阙疑,为研究北宋颍州王回家族居地与墓地迁移,爬梳其家族世系与族人迁徙轨迹,考证其家族名人科举、仕宦、交游、文学成就、婚姻与丧葬等提供了珍贵材料。墓志文蕴含的丰富史料信息,对研究北宋文学史、社会生活史及基层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变革等具有重要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理论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宋代从诗人的角度讨论诗歌创作而提出了系统理论的第一人。欧阳修对诗歌创作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晚年退居颍州时所编的《六一诗话》中,其他的多散见于一些诗文及宋人的笔记、诗话。     

吕景蒙《嘉靖颍州志》的特色及价值

吕景蒙《嘉靖颍州志》是成书年代较早的一种颍州志,也是今皖北地区现存的且价值较高的明代方志。该志不仅保存了明代颍州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完备的体例和忠于史书的纂志精神还对后世颍州志的修纂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此外,该志完备的体例、考订精审的内容以及鲜明的议论特色,都为其打上了名志的烙印,使其成为了嘉靖时期淮河流域志书修纂的代表性成果。     

“苏门六君子”陈师道故里、寓居处和家族墓园考

陈师道是北宋著名诗人,被宋代江西诗派尊为“三宗”之一,亦是“苏门六君子”之一。他曾任徐州、颍州州学教授和秘书省正字等职,死后葬在故乡徐州。根据其诗文和同时代相关记载,结合查阅地方志和实地考察,加以对比分析,初步形成了对其故里、为官寓居处及其家族墓园所在地的定位和推断,以求能够弥补史料之阙。     

欧阳修滁州、颍州、亳州诗歌比较研究

欧阳修一生宦海沉浮,曾在安徽的滁州、颍州、亳州为官,他在三地的诗歌创作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滁州、颍州、亳州诗歌的思想内涵具有同一性:寄情风物、赠答友朋、忧时爱民;其滁州、颍州、亳州诗歌具有发展性:体现了其诗风的逐渐成熟,展现了其心理状态的逐步嬗变。     

欧阳修颍州诗考

欧阳修自中年来颍为守后,便眷眷不忘归颍,颍州与欧阳修关系密切。研究欧阳修的“颍州情结”首先需梳理出其颍州作品。本文以欧阳修自编《居士集》为首要依据,结合系年、诗意、前人研究成果及其他史料文集。重新辨析考证欧阳修的颍州诗作。     

清初颍州诗人刘体仁交游考

清初颍州诗人刘体仁一生尤喜交游,诗文集《七颂堂集》中的赠答唱和、纪游感怀之作正是其文酒交游的真实记录。在其交游的圈子里,既有前贤宿儒、彦友同年,又有江湖隐逸、方外之士。刘体仁以其豪爽之性格、横溢之才华,得到了好友的认同和赞许。从交游的角度入手研究刘体仁,期望通过这一途径,窥探其思想和心路历程,凸显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影响,进而分析交游对刘体仁文学创作观念形成乃至扩大颍州影响力的意义。     

欧阳修致仕卒葬未归江西刍议

欧阳修乐西湖之胜 ,以颍州为“乐土” ,致仕而居彼处 ,有“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而在京都附近居住的社会背景。嘉时一再乞知洪州 ,意在“兼便私茔” ,而归颍之念始终未动摇。北宋诸多大臣卒后葬于洛阳、开封一带 ,并未归葬家乡 ,所谓“恋恋君父 ,不忍远归故土者” ,比比皆是。欧葬于离颍州不远、位于两京之间的新郑 ,可谓顺理成章之举     

寻找"精神家园":欧阳修"颍州情结"探论

欧阳修中年自请来颍州为守后,便把颍州定为终老之地。离开颍州后,他写下了诸多思念颍州,表达归颍愿望的诗作。颍州的魅力是欧阳修思颍的显性层面。思颍实际上就是思隐。对故乡缺失的家园情感也移聚到对颍州的思念中,思颍又是思家。归隐情怀与家因情感最终共同融注到思颍之中。思颍是对宦海风波、现实无奈的远离,对宁静淡泊而又自由稳定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激发欧阳修寻找精神家园的因素即他的人生悲情,其现实来源有三：健康状况的衰退、政治理想的失落以及亲人故交的零落。     

欧阳修对颍州文化的影响

欧阳修作为北寒前期文坛领袖,来到颍州后,直接促进了当地文学活动的活跃。他对颍州风物特别是对西湖的爱赏进一步提高了颍州的声名。他的“颍州情结”则直接影响了苏轼,使后来颍州又增添了一位名人的光辉。     

颍州欧阳修遗迹考论

颍州欧阳修遗迹有聚星堂、会老堂、六一堂、欧阳文忠公祠和西湖书院,构成了颍州的文化符号。南宋以来,欧阳修遗迹逐渐衰落,主要原因是黄河南泛而导致颍州西湖湖域面积逐年缩小甚至消亡,对颍州古迹产生了不利影响。欧阳修遗迹是颍州名流荟萃、文化昌盛的象征,彰显了文人不随流俗、讲信守义的价值观念,体现了颍州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     

宋僧大通善本生平事迹考略

大通善本是北宋云门宗著名高僧，颍州人，历任双林寺、净慈寺、法云寺住持，曾参与校对《宗镜录》，对汴京禅风的兴盛及北宋云门宗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目前学界对善本的生平事迹尚缺少系统研究，且相关文献对其生卒年、游方经历、归隐地、交游情况等有不少误载或欠详之处。本文在考论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考索，并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善本的重要生平事迹，以求补阙订讹，进一步探究他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论苏轼"颍州诗"的创作及地方书写

元祐六年(1091年),为远离朝堂之争苏轼自请知颍,他在知颍期间创作的诗歌被称为"颍州诗".苏轼"颍州诗"涉及关怀民生、吟咏自然风光、叙写与友交游等题材,呈现出诙谐幽默的情趣和超然物外的境界.苏轼在"颍州诗"中多次描写颍州地方风物,追思先贤,怀念恩师,促进了颍州文学的发展,对颍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鹤鸣简谱

颍州人张鹤鸣不仅是晚明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而且富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张鹤鸣在天启、崇祯两朝两度出任兵部尚书,与当时的重要军政事务密切相关;他的文学创作在当时亦颇获好评,所著诗文集《芦花湄集》一直保存到今天。为其编制一份年谱,有利于推动相关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颍州欧阳修遗族辨正

颍州欧阳修之遗族,为欧公四子之后裔之说,已成定论。今欧公第32代裔孙欧阳礼先生著文说颍州欧氏系欧公之远族,非裔孙。其说误矣。从方志史料、家乘谱牒和相关信息综考察,颍州欧氏确为欧公四子欧阳辩之后裔。     

论陈师道的“颍州诗”

陈师道曾在颍州任州学教授三年,今存创作于该地的"颍州诗"共52首。在这些作品中,陈师道不仅描绘了颍州的自然风光,而且在抒发闲适、隐逸之情时体现出对此地风土人情的热爱;即便在与亲朋好友赠答时表达出依依惜别之情,也与颍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联。这些"颍州诗"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对"后山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