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沉《魏书》评析──《三国志》裴注引书杂记

本文属《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杂考的系列文章之一。王沉《魏书》是一部佚书,现仅片断的见载于《三国志》裴注及几种类书的引文中。由于陈寿《三国志》所载过略,裴注乃侧重于引书补注,而在所引的诸书中,以王沉《魏书》的条文最多,说明裴氏是以王书为补充《三国志》最重要的史料。文章主要在于论证其对《三国志》的重要补充（亦即其史料价值）,并作某些必要的考证。     

裴松之史学初论

清代四库馆臣在评论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三国志注》时,曾说道:“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厥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遗憾的是,这主要是评论其文献学贡献,而没有论及裴氏史学。裴氏生前除撰《三国志注》外,尚著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和若干文论等,并曾参与续修何承天国史的活动。由于历史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学价值

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并行流行于世,由于《三国志》过于简略的缘故,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发展了历史考证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东晋孙盛的《三国志》研究

孙盛曾对《三国志》做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并且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义例体系.可是,史学界对于他在《三国志》研究史上的拓荒之功及其时裴松之《三国志》注例形成的借鉴价值,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重视并给予积极的评价.对孙盛《三国志》研究的探索和考论,既有助于为还原东晋的《三国志》研究史提供科学依据,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文献的来源以及体例取法的样本依据,进一步繁荣和发展《三国志》研究.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述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裴松之对三国时期历史地理的贡献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注释了11个地名的方位，11个地名的沿革，1个同名异地和2个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并对2个不详的地名存疑。裴松之采用的方法有引他书注、自己注、根据调查所得注和存疑。因此，裴松之是有意识地注释了三国时期历史地理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三国志注》中所引今已散佚的书籍中提供的有关三国时期历史地理方面的信息都是研究三国时期历史地理极为珍贵的资料。     

“史学三裴”略论

我国历史上南朝的宋、齐之际,裴松之及其子駰、曾孙子野,分别撰《三国志注》、《史记集解》和《宋略》,以史学名世,被称为“史学三裴”。这是河东裴氏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杰出贡献。     

二十世纪以来《三国志注》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学界的这一研究现状进行总结评述,并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进一步促进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都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目前,史学界对注书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就,但还主要集中在对其中一部书的个别研究。试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与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放在时代背景下,从注书的背景、方法和所引书目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

《三国志》裴松之注音共92条(不计重复)，考察这些注音的被注字、注音来源以及它们与《王三》、《广韵》、《集韵》等韵书在音系上的差异，分析某些特殊注音，可以为我们校勘《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提供有益的线索与证据。     

中国中古家族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读《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２０００年３月，收到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周征松教授寄赠的专著《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给我带来的是特别的欣慰与喜悦。这是他执着追求，从中国史学史研究转向中国中古家族史研究，开拓新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见证。 运用碑传材料补正史之阙，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历来为史家所重。《四库提要》卷５７“史部传记类”云：“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     

裴松之《三国志注》词语例释

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其所引用的六朝文献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具有较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其中有些词语的涵义或辞书未收,或辞书已收,但义项有所缺漏,给阅读裴松之《三国志注》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对这些词语进行训释实属必要。考察发现,这些词语的结构类型基本是联合式,“褊厄”“废杀”等多是同义连文构成的联合式词语,“烦疼”“美厚”是形容词连用构成的联合式词语。     

审视《三国志》裴注引书的史传文学价值

裴松之受历史传统和时代风的熏陶，对具有采的史籍甚为偏受，所以在为《三国志》作注时，着意选取了善于叙事写人又辞藻精美的史料，此举不惟弥补了该书“采不足”之阙，且对后世的史传学及有关的笔记，历史小说，戏剧创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

裴松之注《三国志》究意引用了多少种书?讫无定论,据两种有权威的说法看来,差距颇大。一是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裴松之三国志注”条中说:“今按松之所引书,凡[百]五十余种”。二是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出版说明”中说:“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按:其意为主要是魏晋人著作,有少量的前人著作。),多到二百十种。”     

裴注与《世说新语》及刘注之关系

在中古文化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非常重要的三部典籍.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刘义庆编撰《世说》时,取材上深受已经流传近十年的裴注的影响;而刘孝标在为《世说》注释时,也在体例和选材上对裴注多有借鉴.     

《三国志集解》补证

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的人和事，经过后世小说戏曲的敷演，其中真假虚实，需要辨析。卢弼《三国志集解》虽涉及，尚有疏忽之处，本文为之补证。     

何亚南:《(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

《（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是一部句法专题研究性质的专著。此书运用穷尽描写与历时、共时比较相结合,形式分析与语义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三国志》（下称《三》）和裴松之《三国志注》（下称《注》）中的若干句法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中古汉语断代史乃至整个汉语史的构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阶段性的成果。此书的讨论虽立足于《三》和《注》,     

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所撰《三国志注》,內容宏富,独具特色,有非常宝贵的价值。但过去的学者大多以其注解之文,为附庸之作,抱着轻视的态度。如唐朝人刘知几以裴氏乃“好事之子,思广异闻”,系“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之流(《史通·补注》);清朝人章学诚说裴氏“依光于陈寿”,属“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之类(《文史通义·言公中》)。这些看法都是不允当的。因为对一部著作的评价,不应仅从其形式上着眼,而应根据其內容来探讨。现在,我们为了更好地继承古代的史学遗产,应当对裴氏的著作重新研究,以申明他对于史学的贡献。     

《三国志》裴松之地理注释杂考

《三国志)中出现的地名达两千余处，而裴松之所注却只有数十处，且吴国为多，魏次之，蜀极少，但其中却不乏有价值，为后世保存了一些绝无仅有的地理资料。然而，裴氏所注分别采用自注和引书两种形式，也有失注、误注之处。读史之余，杂为考辨。     

杨修之死的真相——兼论杨修的聪明

受《三国演义》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杨修死于“鸡肋”事件。事实是这样吗？《三国志》记载曹操败走汉中,“夏五月,引军还长安”。鸡肋事件出自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排在“还长安”前,时间最迟应不超过五月。而杨修死于什么时候呢？裴松之注引《典略》日：“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