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择2014-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上市公司来说,研发投入越多,当期审计费用就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柔性对研发投入和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有抑制作用,即研发投入导致当期审计费用的增加,会随着公司财务柔性的提高而减少;与非国有相比企业相比,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上述结论可以为新兴企业从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资本结构方面提供建议,同时也可以为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提供思路.     

供应商集中度、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本文对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少，并且企业降低研发投入是出于承诺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通过融资约束路径而非风险承担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的承诺性动机；企业的财务柔性会对供应商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可以保持适当的财务柔性改善供应商集中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房价对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基于匹配的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检验和分析了房价对于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影响、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影响是抑制的,整体上看房价的资源配置效应、信用缓解效应和租金成本效应一定程度上存在,且以上各个方面在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不同区域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表现存在差异。另外,高水平房价对制造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大,房价在越过相应门槛值之后其中介效应才明显。     

科技型企业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对我国30个省区840家科技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结合财务柔性这一特殊视角,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40家科技型企业为样本,运用跨层次分析方法,研究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和财务柔性对研发投入的直接及间接作用效果.实证结果显示： 企业层面财务柔性和区域层面金融生态环境对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金融生态环境在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和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金融生态环境作为调节变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启示.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5年沪深上市为样本公司,探讨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内部控制在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研发投入虽然能够提高企业绩效,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1期才开始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够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投入当期以及投入1期中分别起到了"雪中送炭"以及"锦上添花"的作用,即内控有效性削弱了对研发投入当期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强化了对研发投入1期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基于管理层特征下的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调节效应研究

以2012—2015年中小企业板的221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表明,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相关性,并且随着企业股权集中度的上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呈现先提高后降低再提高,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为"N"字形三次方曲线,股权制衡度与研发投入之间是正向线性关系;管理层的平均年龄和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受教育程度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且管理层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股权结构与研发投入有正向调节效应。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政府专项研发补助的视角

以2009-2012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政府专项研发补助关系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随着政府专项研发补助的提高,具有风险投资持股的上市公司其研发投入上升幅度要显著高于没有风险投资机构持股的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以风险投资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均能起到促进政府专项研发补助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之间正相关关系的作用,随着政府研发补助的提高,具有较高持股比例、国有背景风险投资的上市公司其研发投入的上升幅度要显著大于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较低、非国有背景风险投资持股的上市公司。     

区域金融发展、企业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以中小企业为例

结合财务柔性这一特殊视角,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财务柔性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及间接作用机理,并运用HLM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592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计算结果支持研究假设:首先,企业层面财务柔性对研发投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其次,区域层面金融发展、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不但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还作为调节变量,促进了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同时,区域金融结构指数越大,即资本市场融资所占比例越高,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直接和间接调节作用效果越显著。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为了探索企业间研发投入差异的原因,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了董事会人力资本、CEO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2007-2009年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较大的CEO权力负向调节这种关系;董事会人力资本广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人力资本深度和CEO权力的交互影响是导致企业间研发投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融资能力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匹配,从融资能力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检验数字金融在两者间的作用。研究发现：融资能力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数字金融对二者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指标纵向分解后,促进效应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高、企业内部治理质量好及信息不对称程度低的情境下,数字金融的强化效应更加明显;不同渠道的资金来源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有所差异。最后,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推动金融服务创新和深化数字金融监管3个方面提出建议。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借力于数字金融的发展,着重增强自身融资能力进而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实现创新内涵式增长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上市医药企业并购效应下企业绩效反馈对研发投入影响

创新是医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研发投入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创新水平。企业并购能快速获得研发资金、研发技术,加快投入向产出的转变。研究并购重组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绩效对研发投入的反馈作用。通过对2011-2020年98家上市药企的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绩效对研发投入有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绩效增加管理者不会立即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并购重组对两者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样本企业并购后,能显著缓解企业绩效对研发投入的消极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寻租行为的调节效应

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时考察了寻租因素对该影响的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且高市场化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低市场化地区;寻租行为的产生会抑制这种促进作用,且对低市场化地区企业的抑制效应更明显;短期性的政策迎合式的投入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一大因素,且低市场化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年份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建议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程序和办法,同时要提升市场化水平,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投入的主动性。     

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

使用我国2005-2007年约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描述性统计得到:第一,单个企业受财政补贴的额度呈下降趋势,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比例上升;第二,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分布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第三,财政补贴严重向国有企业倾斜,国有企业是我国研发投入的主力军。虽然财政补贴在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占企业研发投入的最佳比例是13.45%~27.75%,在此区间财政补贴显著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超过27.75%时对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向影响、挤出效应明显;但对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高科技企业,财政补贴只有挤入效应、没有挤出效应。因此,提高财政补贴效率、促进企业自主研发的关键是,确立技术发明公共性补偿或风险补偿的合理定价机制,确保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高科技企业得到合理的补偿。     

企业性质对研发投入长短期效应调节作用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3年期间披露了研发投入信息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研发投入与长短期业绩的关系,并重点检验了企业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表明企业的研发投入只对当期业绩有影响,即存在短期效应而缺乏长期效应。企业性质的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企业性质对研发投入与短期营业毛利率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对研发投入与长期市场价值无调节作用;从不同区域范围来看,中部地区企业的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财务绩效研究

运用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资（R＆D）的数据,研究特定行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对投资后财务绩效变动的影响,得出结论：在投资后三年内,R＆D资本投入对盈利能力具有消极影响,而R＆D人力投入的积极效益却可以观察到。我国装备制造业现阶段研发投资的重点应当是提高R＆D资本投入的效率,培养自主研发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加大R＆D人力投入的力度,从而与技术引进形成互补优势,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影响的门限效应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参与国际高技术领域竞争的重要平台，研发投入是高新区集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构建非线性的门限回归模型，探讨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影响的门限效应，并通过分组回归对门限效应的异质性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资本投入除了受到自身门限的影响对高新区集聚发展产生逐渐减小的抑制作用外，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高新区集聚发展呈现出“抑制-促进-抑制”的作用效果；研发人员投入受自身门限影响对高新区集聚发展产生逐渐变大的促进作用，而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才规模比人才质量对高新区集聚发展更有利。在对门限效应异质性进行分析时发现，仅在高校科研水平较高地区才具有门限效应，高校科研水平较低地区的研发投入对高新区集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定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时应当综合考虑高新区集聚发展水平、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地方高校科研水平的差异，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因地制宜地引导高新区的研发活动和集聚发展。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进程调节作用的分析

在发达国家普遍实施技术封锁与国内经济增长动能亟须转换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因此,如何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市场化进程推进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对于我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先通过数理模型和典型事实推演自贸试验区建设、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然后运用2012—2020年的地区和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调节效应和机制检验模型等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其所在城市以及省份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政策复制效应;市场化进程显著增强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二者具有协同研发效应,然而,市场化进程子指标对此的调节作用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自贸试验区与市场化进程协同推进能够显著降低地区资本错配和提升企业外向国际化,但不能降低地区劳动错配。本文结论有利于从市场化进程角度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企业研发投入效应,同时也为打造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