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的伦理考辨

有关行为正当性的讨论首先是一个伦理学问题.鉴于已有的关于灌输正当性的辩驳很少有基于伦理立场的考虑,本文从目的论与义务论两种有代表性的伦理学观点出发,考查灌输作为一种方法在道德上是否正当这一问题.灌输具有的强制性和排他性,保证了学生高效地朝向既定的目标发展,从而使其符合目的论关于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标准;但灌输结果上的善无法掩盖其过程的恶,在义务论视角中,灌输对人的自觉与自愿的漠视,对人的理性自主的压制加之面临的普遍性缺失的困境,使其存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教育的道德本性,决定了摒弃灌输的必要性.     

论罗斯直觉主义

戴维·罗斯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伦理直觉主义学家,他的学说在最近2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英国的统领性道德理论。然而,纵观国内,虽然目前学术界已经翻译了罗斯的著作,但是对罗斯的理论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因此,文章将从道德实在论、善的多元论、善与正当的关系三个方面来介绍罗斯的学术观点,并阐释对罗斯直觉主义伦理学的见解。     

论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法律义务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论肯定人类为自身需要之"自尊"及尊重自然界人类以外其他生物之"尊他"。"消费正义"论则以人类整体理性反思人类消费行为,主张合理、正当、适度和可持续消费。二者从深层次阐释了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承担法律义务的正当性。在当前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不良消费行为大量存在的情形下,消费正义从道德义务到法定义务的有效转化已成为必然应对。传统经济模式下消费者是"理性"经济人,循环经济背景下消费行为的本质是生态化消费。消费者参与循环经济的法律义务主要应包含如下方面:以生态消费为主要内容的适度消费义务、循环消费义务、妥善处置消费废弃物的义务。     

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辨析

道德功利主义以结果的利弊为道德善恶的判断标准,认为道德规范是为他的。道德义务论以规则的正当为道德的判断标准,认为道德规范的目的是自为的。道德功利主义和道德义务论的对峙是表面的,二者是可以统一的,道德义务论在本质上具有道德功利主义的特征,功利主义也可以培养出道德义务论的动机。     

论西季威克对“应当”的界定

对"应当"概念的界定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在《伦理学方法》第一卷第三章中,西季威克通过对常识的反思以及对两种自然主义伦理观点的反驳,否定了把"应当"还原为一种欲望的作用的观点,而认为该概念在根本上表达了一种理性的要求和命令,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被进一步还原分解的简单概念,只能凭直觉把握。西季威克对"应当"概念的这一理解具有一种义务论的特征,使他在根本上区别于边沁、密尔等功利主义思想家。而通过西季威克对密尔的功利主义证明的反驳我们看到,这种义务论特征实际上是西季威克为证明功利主义理论的必然选择。     

论康德的德性理论与个人品德建设

当前个人品德的探讨呈现出多视角的特点,其中德性伦理学为其提供了德性途径的视角,但却往往忽视和缺少规范伦理基础上的德性理论的研究,德性理论不仅存在于德性伦理学的领域内,同样规范伦理学也拥有自己的德性理论。康德的伦理学作为典型的义务论规范伦理学蕴含着丰富的德性理论。康德的德性理论是义务论基础上的人的品德理论,从义务与德性的统一来界定人的品德,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规范与德性的关系,从而更为全面地把握个人品德理论、促进个人品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康德的德性理论在道德原则与道德品格、行为者与德性卓越、德性与人类繁荣等基本问题上超越了当代德性伦理学。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是其德性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它以成就有德性的人为目的,是个人品德的实现途径。     

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

以义务论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当代道德教育,片面强调个体对伦理规范的元条件服从,最终导致了道德教育对个人幸福的漠视;传统的目的论伦理学如德性目的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虽然看到了幸福的重要性,但是都没有能正确地把握幸福的真正涵义.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一种不同于义务论伦理学和传统目的论的新视角.重新思考幸福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论康德的德性伦理思想

康德是义务论的代表,但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德性伦理的思想。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伦理学就等同于德性论。康德通过对德性、幸福、道德情感等德性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将道德原则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并指明道德原则不只是针对个别行为,也可以针对生活的整体,这又与德性伦理学关注生活整体的倾向接近。以此至少表明了康德伦理学并不是极端的义务论,而是和德性伦理学有诸多相通之处。     

西方传统义利学说的总结与评价

立意于宏观对西方传统义利学说作出总结与评价,首论西方文明的特殊路径,并由此引伸出目的论与义务论的二元对峙。纵溯目的论与义务论的斗争历程,横析二者争论的焦点与问题,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论述西方传统的义利之辨。最后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对目的论与义务论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评价,并注意吸收目的论与义务论各自对对方的批评成果以为己用,将当代西方的义利之辨纳入其中,从而使西方义利学说的深湛奥蕴昭然若揭     

试论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立论依据

从价值论、义务论和美德论三个方面论述了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规范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并从神义论、耶稣爱的伦理、保罗的神秘主义三个方面探讨了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神学理论背景。     

古典德性伦理学向近代规范伦理学的转型——休谟伦理学的历史定位

休谟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休谟的自然之德虽然体现出他依然流连于古典德性伦理学传统,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是＂与＂应该＂的区分瓦解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的合理性,对德性的泛化和对德性整体性的消解,也显示出他对亚氏伦理学的背离,所以休谟伦理学不同于古典德性伦理学。同时,休谟对规则和功利的探究又启发了其后道义论和功利论伦理学,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可以说,休谟伦理学属于古典德性伦理学向近代规范伦理学的转型的中间环节。     

论康德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异同

康德的一元准则义务论伦理学是在扬弃斯宾诺莎理性功利论伦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斯宾诺莎关于道德的基础——理性、道德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道德可普遍化、理性功利主义应容准则义务论的思想虽然被康德所认同、秉承、继承和吸取,可是康德对伦理学的目的、出发点、价值取向、善恶之介定、伦理学之归宿的认识与斯宾诺莎有原则分野。斯宾诺莎和康德对道德判断、道德推理、道德行为路线选择、道德评价、道德原则、自由意志与责任、人生与幸福等问题的揭示,有其历史的贡献与局限。     

论行政伦理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本文从实证主义立场分析了行政伦理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指出在行政伦理语境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即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的依据,责任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回应.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实证分析意味着必须超越传统行政伦理学的规范式或德性论的立场.     

环境美德伦理的优长及其局限

环境美德伦理是新近涌现的一个重要的环境伦理学流派。与行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义务论相比较,环境美德伦理在应对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一些特定问题上有其独特的优长;当然,环境美德伦理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环境美德伦理的涌现拓宽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视界,极大地丰富了当前我们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对环境的伦理关注的又一重大进步。     

义务概念新论

义务概念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界定义务概念应该考虑的三种关系,并据此指出了界定义务概念的新模式。     

浅议宪法受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内在合理性

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这一规定,学者们众说纷纭。本文从国家建设的义务和国家发展权利两个方面来探讨受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内在合理性。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归结为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主体内心信念来评价和维系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私与公的关系，其内涵除了利益以外尚有尊严、荣誉与价值，其结构包含本体与变体共八种形式。反映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基本理论可分为初级与高级两种形式，前者是关于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学说，后者是关于道德基本原则的学说。因此，伦理学体系应当以阐明个人与集体及其相互关系，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特定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根据和发展前景，道德基本原则的历史演变、现代形态及其特殊地位与价值为基本的理论框架     

弗洛姆人学思想的形成

针对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弗洛姆思想两大资源这个既有结论．分析了弗洛姆思想从个体的精神分析向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转变过程,理顺了弗洛姆学说形成的动态轨迹,从而揭示了弗洛姆广泛借鉴包括母权论、伦理学在内的诸多学说,并非纯然是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弗洛姆学说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母权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修正个体的精神分析学说,且与弗洛伊德学说渐行渐远,从而形成自己富于特点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     

智慧何以可能——冯契“理性直觉”初论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对“人能否获得智慧”这一20世纪的重大哲学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一学说中，“理性直觉”是主体能够获得智慧的核心环节。何为理性直觉?理性直觉能否得，如何得?其所得如何达，又如何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智慧说”能否证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