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叙事和叙事研究的另一种叙述

叙事在本质上说就是对信息进行选择与组合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陈述。人类是通过叙事来理解与表达意义的,研究者必须通过研究特定的叙事来理解人类行为与现象,这是叙事之所以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它首先要符合特定的研究规范,所以我们不能把叙事研究理解成"通过叙事来研究",叙事研究应该是"对叙事进行研究"。根据海登·怀特对叙事结构的分析,在对叙事进行分析时研究者至少有四方面内容可以探究。     

成吉思汗之影像叙事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是一位影响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然而众多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艺术所塑造的成吉思汗形象多数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笔者分析了电影《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苍狼：征服到地与海的尽头》、《蒙古王》中成吉思汗形象的塑造,应本着＂尊重历史,挖掘内涵＂的原则,在银幕上全面真实地表现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与之相对应的草原文化和游牧民族的精神内涵也必将在银幕上大放光彩。     

影像艺术中的桃源原型叙事

"桃源"原型植根于乡土生活和山水文化的独特传统,在不同时代中被不同的艺术形式不断书写,形成一种叙事序列。在影像艺术叙事中,桃源原型也依稀可辨,可以《梦·水车村》、《寻找世外桃源》和《桃花源里人家》为代表。它们不仅营造了具有东方气韵和生态意义的影像世界,还具有反思现代化的文化价值。     

影像叙事对文学叙事的承接与超越

叙事是叙事性文艺作品的一种重要的表述手段。影像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叙事的时空感觉、叙事的视点确定、叙事的结构安排，包括一些细节的处理，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影像叙事，还有作为一种与文学不同的具象的、艺术的、技术的表达方式，影像叙事在叙事中通过技术体现出一种对时空的超越性、影像叙事视点的居高临下、影像叙事结构的多姿多彩、影视叙事细节的强烈冲击等特点。     

男性话语的影像叙事

本文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电影为研究对象，在探讨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同时，将理论应用于电影文本的分析，并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中国大陆电影的未来发展提出构想。     

张艺谋影像叙事的文化表征

作为色彩艺术大师,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曾获国际电影节大奖,影片《英雄》等开启了中国电影大片生产的新时代。张艺谋的影像叙事极具文化特色和审美意蕴。本文旨在从视觉本位、诗化写意和民俗仪式的运用等方面,对其影片的视觉艺术、影像造型的文化诉求、文化表征、文化特性以及文化蕴涵等进行探讨与研究。     

影像民族志中诗意的叙事表达

文章从影像民族志中纯粹真实与客观性存在的可能性角度进行探讨,提出影像民族志需体现创作者的主观表达和阐释,形成具有创作者个人风格化与解释性的影像作品。通过分析诗意的叙事表达的必要性,并且结合案例分析如何运用视听语言,节奏控制以及陌生化,反结构的叙事方式,并用创造性又有诗意的叙事表达方式,建构影像民族志的真实性。     

影像化叙事:“小说戏剧化”理论的现实彰显

随着当代消费文化的兴起,形象、直观的文化形式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叙事与影像叙事联姻的产物,小说创作中的影像化叙事应时而生.凭此策略,作家们在创作上呈现出了一种融叙事与造型、表现与再现、时间与空间于一体的新型文体特征,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空间.影像化叙事的如此运用,正合亨利·詹姆斯的主张,即小说家应该最大限度地降低作家的叙述声音,尽量采用小说人物的眼光,客观地展示处于人物观察下的现实.自然,影像化叙事也存在着历史感的缺失、审美空间的束缚等本体意义上的缺陷,值得引起注意.     

另一种生活

每个孩子的背后都有好多故事,这些故事,伴着我们走过童年,酸甜苦辣,应有尽有。那些甜,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地飘向远方,送给他人一起分享,传递着自己的快乐。可有些苦,却宁愿一个人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坎里,隐藏着自己的痛苦。     

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中的影像叙事

20世纪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受到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与女作家们确立了与阅读市场相匹配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系。女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把蒙太奇结构、场景的迅速切割转换、空间造型意识、视听效果的意象呈现等大量影像叙事手法运用其中,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空间,并让影视传媒及读者对她们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影像叙事在给女性都市写作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文本的深度想像空间,损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是女作家们要超越自我时所不容忽视的。     

裂变中的抉择:--对1946-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察

1946至1949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有三种类型:民间议政型、组党参政型、政府谋谏型,分别以储安平、张君劢、胡适为代表.在这三年中,储安平以<观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议论时政,并且自己经历着由中共的批评者到接受共产党的思想转变;张君劢活跃于制宪事业中,参加蒋介石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但发现国民党的宪政貌似神非;胡适则在政治上走向保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政府说话.战争的结局,最终决定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裂变中的抉择:--对1946-1949年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察

1946至1949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有三种类型民间议政型、组党参政型、政府谋谏型,分别以储安平、张君劢、胡适为代表.在这三年中,储安平以<观察>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议论时政,并且自己经历着由中共的批评者到接受共产党的思想转变;张君劢活跃于制宪事业中,参加蒋介石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但发现国民党的宪政貌似神非;胡适则在政治上走向保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为政府说话.战争的结局,最终决定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     

中国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论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

《醉入花丛》是知青文学另类写作的逻辑起点。阿城的《棋王》从另一向度呈现知青文学的另类延展。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则是主流知青文学与非主流知青文学亦即知青文学另类书写合流的结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醒龙的《大树还小》和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也各以强烈的非主流倾向，对知青文学的不同哲学时段，进行另类表述。知青文学发展中这种由弱而强的态势，加速了80年代主流知青作家在90年代的集体溃败，终于在21世纪让位于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他们曾经建树的以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知青文学悲剧，已然为另一种风格和基调的文学叙事所代替。知青文学创作因此总体上走向人本，逼近历史真相，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分化与教育选拔状况分析（1949~1978）

社会进步离不开社会分化与教育选拔,而社会分化与教育选拔是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的。改革开谚前的社会分化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变革。由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了城乡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时期的教育选拔虽注重了选拔的广度,但选拔标准出现了重德轻才的偏差,选拔秩序出现过混乱甚至完全中断。这一现象的产生除制度结构方面的原因外,还受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官本位”制的影响。     

论国家价值传播——视觉叙事范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商品输出、劳动力输出、国民输出、经济模式输出,逐渐走向文化输出、国家价值输出.国家传播面临传统与现代、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全球等诸多冲突和挑战.国家价值传播应重视民间化、理性化和普世化.我国的视觉传播领域呈现出娱乐化、历史化、戏剧化、庸俗化等倾向,这削弱了媒体的公共馆度.国家媒体陷入了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资本功能的纠葛.这些正制约着我国的国家价值传播.我国政府和国民的媒介空问文明意识亟待建构和增强.民间网络视觉叙事的崛起,为我国“媒介文明帝国”的重构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政府话语场、民间话语场、国际话语场,在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中,我国的国家价值传播都应占据主动权、主导叔.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6-1949)大事记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始建于1904年,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闭馆。1946年5月20日重新设馆,1949年10月21日闭馆。1946-1949年间美国驻大连领事馆的主要活动,是观察这一冷战"前哨"和"锁孔"的不可或缺的切入点,从而为多角度深入研究二战后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填补空白式的珍贵素材,对大连地方史考证同样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1949-1956年我国的科技战略思想浅探

1949-1956年间,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与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科技战略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战略思想对我国的科技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为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现状,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以中国知网1949年至今的期刊和学位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民族职业教育研究的作者、机构、路径和阶段。结果发现,民族职业教育研究当前存在研究的社会贡献力不足;缺乏系统有序的研究网络;民族地区研究内生动力不足;研究方法单一,实证性量化研究少等问题。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提高研究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建立核心的研究网络,注重研究的内生发展并加强实证量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