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英雄故事传承英雄精神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神圣家庭中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创造性地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但它也肯定了在历史发展中英雄所发挥的作用.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尊敬英雄.捍卫和传承新时期的英雄精神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基于国家视角,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基于社会角度考虑,其...     

新时代英雄文化建设的策略与路径

在奋斗新起点、奋进新征程的路上,我们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更需要建设新时代英雄文化。新时代背景下,英雄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仅是机遇和时机,而是充满困难和挑战。构建新时代英雄文化的过程中,要不断克服错误思潮、娱乐文化和传统传播方式的干扰和冲击,还需在英雄载体、制度优化和精神引领上下足功夫。     

英雄与反英雄——鲁迅与余华笔下暴力形象的比较

从余华与鲁迅的年少记忆中,可窥视出两者对于身体暴力与精神暴力的关注,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即出现“疯子”的暴力形象。但二者关注点却呈现出差异性：鲁迅将目光更多的投注到精神那里,呈现英雄化的倾向;而余华则将目光移向身体,余华笔下的“疯子”不再带有英雄色彩,而表现出反英雄化倾向,这也是时代使然。     

司马迁与他笔下的悲剧英雄——读《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

《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最炫丽的篇章,司马迁对项羽和李广这两个悲剧英雄倾注了浓浓的爱意,是什么让司马迁如此偏爱这两个人物?本文分别从他们绝世的奇才、缺陷的性格、不幸的人生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些悲情英雄身上的共同特质,诠释了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英雄情结。     

反抗的执着与自由的偏至——论蒋光慈的"英雄情结"

蒋光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理论家。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他无意识中萌发了强大而持久的英雄情结,这种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英雄情结制约了他的艺术和性爱情结,并影响到其思想和行为。由于心理能量在英雄情结上的过多集结,导致蒋光慈走向了集体主义的反面并最终退党,盛年而终。     

历史中的英雄与观念中的英雄——项羽与关羽

项羽和关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二人有诸多的共同之处,都被视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但二人的性质却不同。霸王项羽是历史中的真实英雄,而关羽的"武圣"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后世的塑造,属于观念中的英雄。长期以来,真实与虚构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谱系。从历史影响和社会价值角度来看,尽管前者不如后者那样完美,始终有着各种缺陷和不足,但他是真实的,惟其如此,也更具价值和意义。     

"文化英雄"的自我指认 --电影《英雄》的泛本文解读

张艺谋以影片《英雄》诠释了他的英雄观,打造了当下的新概念英雄,即英雄当“胸怀天下”,从而标示出其文化身份,实现了其“文化英雄”的自我指认,使得这个精巧文本具有了泛本文的意义。     

我国义务教育教科书中的伟人英雄化倾向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中小学课程在内容的选择上始终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在教科书中表现出伟人英雄化倾向。然而,这些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太远,学生难于理解,未必达到编选者所期望的目的。从学生身边的情境说起,叙述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可能会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及如何做人更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乌江自刎：项羽英雄人生的完美谢幕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项羽乌江自刎肯定是一种失败;盖世英雄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肯定会让人惋惜;而且他还是败在常打败仗而又有些流氓无赖习气的刘邦手下,这更是让人扼腕痛惜。但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项羽乌江自刎倒不失为是英雄人生的一种完美谢幕,因为这既表现了英雄的刚烈性格、侠义精神和仁爱情怀,又在客观上开启了大汉王朝四百年的太平盛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稳定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     

中国传奇喜剧英雄发生的文化机制

中国小说史上,张飞、李逵、牛皋、程咬金、焦赞、焦廷贵等形象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传奇喜剧英雄系列。他们是在虽微弱但却源远流长的中国喜剧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对正统文学尤其是史传文学的反动,是下层文人大胆的艺术创造过程中产生的。他们是中国平民喜剧精神的物质凝聚、集中体现和高度总结,是平民喜剧精神与元、明、清之际时代精神交合作用的结晶     

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司马迁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其与儒家思想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对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论述,分析了司马迁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并且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司马迁人格精神产生的影响。     

论司马迁与韩信的精神契合

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生动记载了韩信的生平事迹,是一片篇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韩信为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及为之不惜忍辱负重的牺牲精神,都直接与司马迁的感情产生了强烈共鸣与契合。这种精神上的共鸣与契合,是司马迁愤懑抗争创作心理的集中体现,也是形成《史记》中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基点。     

屈原自沉的文化学阐释

屈原的自沉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当时的楚国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地区儒、道文化的精髓,结合当地的巫文化而演变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既鲜明地反映了楚地的基本风貌,又集中地体现了楚人的文化精神。     

屈原作品爱情内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

屈原作品中包含大量的爱情内容,它们向来多被视为芳草美人的比兴寄托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屈原作品的准确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爱情描写就是爱情本身,它们与深厚的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楚风的开放性是《九歌》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楚风的女性化影响了《离骚》中的爱情模式。屈原的伟大在于,他完成了恋爱关系的转换与升华,使爱情成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符号。     

“窈窕”美的文化内蕴与后代经学家的改造

"窈窕"一词包含着深远、幽暗、隐微、幽静、飘忽、神秘等多种语义成份,本是用于描写自然风貌的楚语,后未才移用于写神或写人。《楚辞》对"窈窕"美的形象描写,再现了"窈窕"美的形态特征,即一种缥缈玄妙的神的;道家的美学理论、楚地的自然环境、楚地当时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楚先民的性情和审美理想四者有机的结合,形成了"窈窕"美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内蕴。后世经学家对"窈窕"美的文化内蕴所作的改造,是出于适应大一统的封建政治需要,通过解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礼教文化对古代楚文化进行了改造。     

班马比较论纲：思想史的地方性视野——简论关中学术文化的精神气质及其影响

班固和司马迁是关中文化孕育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用自己终生的志业参与了根源于关中地理空间的长安文化的建构;班固和司马迁都继承了由屈原开拓的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精神,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中,他们表达出一种对浪漫主义内在矛盾的自觉及其超越的可能性;虽然班固和司马迁所依托的时代背景有明显的差异,但共同的地方性视野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问题意识;共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班固和司马迁的历史叙事具有某种神学本体论的意味。     

以文化视角解读“赏识教育”

赏识教育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对其理论基础和实施机制进行了剖析,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广阔的学术维度中寻找司马迁--评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深入研究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构成及来源，对于促进《史记》及中国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长期以来，这一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的状态。近读《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张强著，40万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我们以为，《探源》的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司马迁笔下的儒学史

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等几个篇章中,系统记载了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以至西汉前期儒学的兴废与发展状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儒学史。它可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战国时的儒学,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孔子弟子及孟子、荀子;秦汉之际的儒学,此时六艺湮没;汉代儒学,其代表人物为诸学者及学官。纵观整个儒学史,司马迁的写作始终围绕着两个重点：一、儒学与六艺的关系;二、儒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遭遇。     

谈司马迁的文学语言思想

司马迁吸纳了我国先秦时期关于文学语言的片断论述，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予以发扬光大，在作品语言、作家主体、叙事策略等方面形成了具有史记特色的比较系统的文学语言思想，从而把《史记》的文学语言成就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