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邮储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研究

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邮储银行自成立以来,始终着眼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大型零售商业银行战略定位,积极运用新兴技术,探索出了一条具有邮储银行特色的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介绍邮储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分析"互联网+"下邮储银行普惠金融发展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提出了"互联网+"下促进邮储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别于传统金融,其普惠性能有效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而赋能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传导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具有单门限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好,越有利于城乡共同富裕.应该不断加快金融数字化建设,利用“大数据”实施“差异化”金融服务,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缩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有效手段,发挥金融普惠优势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防范农村金融风险、完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体系,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关键,也是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控制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使用中国982家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2014—2016年的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资产规模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的差异性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断加深,农村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先上升后下降,且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资产规模的农村金融机构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响应也不同,具体表现在：小型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提高而提高;大中型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提高而降低,并且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大型金融机构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应当结合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数字化程度,监管部门也应当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不同发...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检视与反思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支持农民创新创业、助推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消费升级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然而,当前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欠缺体系性与协调性,指导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的理论相对滞后,被动监管俘获现象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文章认为,解决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衍生的新问题,需要从法律监管体系的健全完善、法律监管理论的更新、监管方式的科技转型等层面重点发力,以全面推进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为农村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并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据此,采用2011—2020年省市面板数据,构建“三高、三态、三风、两治、三维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并引入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助力乡村振兴的效应;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上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均具有助力乡村振兴的效应,但是效应大小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效应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都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信用风险溢价对实际利率的影响——基于多重门槛模型的分析与行为经济学的解释

金融市场活动容易受到人们感觉认知的影响。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成为人们在信贷市场上能够动态感知的、越来越重要的信号。根据信号的同时对比与继时对比,人们有可能改变经济决策与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仅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信用传导机制及多重门槛效应对实际利率施加显著影响,而且门槛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时滞效应。在信贷市场上,人们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体验极有可能具备感觉阈限与感觉适应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减弱利率市场对于信用风险溢价的反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处于越来越快的发展阶段,人们在面对信用风险时表现得越来越乐观。     

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长三角地区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仍有所争议,文章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的空间依赖性.(2)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没有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且纬度分解中造成收入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覆盖广度.因此,政府应制定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工具的创新而不是一味增加覆盖程度.     

供需视角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及对策

当前金融供需总量不平衡、供需结构不匹配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突出的难题,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实践能够有效化解农村金融供需难题。应加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适合乡村振兴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供给机制;并以需求为导向,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通过完善供需机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     

新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及动态分布

运用新疆2014-2020年县域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对新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及动态分布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各县级单位2014-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表明:新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异在考察期内不断减小,地区间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基于农村人力资本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人力资本的协调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2011—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检验农村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推动作用,且分维度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贡献度较大;农村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是非线性且存在异质性,中、高级农村人力资本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而初级农村人力资本则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降低。因此,应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教育投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对湖南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对提升居民消费升级意义重大。调研发现,数字化普惠金融创新对湖南消费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以“场景化”市场架构推动消费升级,以“多层次”机构体系壮大消费动力,以“精细化”客群管理实现消费精选,以“普惠性”金融发展提升消费信心。湖南要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市场引导,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体系构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数据管理,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消费体量规模。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策探究——以邯郸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在邯郸农村地区落地生根,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起到了良好的助推作用。以邯郸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邯郸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调研,梳理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对策建议,为实现邯郸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以江苏省13个市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新的发展趋势。文章基于江苏省2011—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静态面板模型,探究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进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的关联度。研究表明：江苏省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差距在不断减小;数字普惠金融对江苏省及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苏南、苏中、苏北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增长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受教育水平、外贸依存度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家庭教育期望视角下的教育公平——数字普惠金融对非自致性家庭因素的缓解效应

教育公平托举民族未来,教育公平不仅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预期教育回报率、改变家庭教育偏好、放松家庭资源约束等渠道,提升家庭教育期望,推动教育公平.利用2014-2018年共三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及机制,发现三个特点: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标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指标都能够促进家庭教育期望,但数字化程度并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性别歧视、城乡差异、收入分层、家庭教育背景差异、独生与非独生差异等"非自致性因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三是对于低社会资本、低文化资本、低外界信任、低智力水平以及不使用互联网的弱势群体,数字普惠金融未能体现教育公平效应.未来,应进一步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与针对性,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教育工作提质增效;加强对特殊群体的针对性帮扶,提升对弱势地区、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凸显教育资源配置的补偿原则,缩小禀赋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创业板中小企业数据经验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在力量,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式,基于创业板中小企业2014—2020年财务数据,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SA指数,通过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制,并进行替换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中小企业的作用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超过50%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方式间接作用于中小企业;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企业、互联网和计算机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影响的机理阐释,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进了城乡共同富裕的进程。数字普惠金融既提高了城乡“富裕程度”,也提升了城乡“共享水平”,实现了效率和公平的双赢。(2)非农就业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扩大非农就业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在跨越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并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居民消费--基于信贷约束的视角

文章将2013年、2015年、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基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以信贷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后疫情时代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优先行动。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如何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成为金融领域创新的首要议题。从论述相关概念入手,简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其面临的调整形势,进而提出未来的发展路径,以期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响应行为研究——来自河南省部分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

新时代,数字金融是“三农”发展的重要一环,是拓宽金融供给渠道和实现金融普惠发展的重要方式。现实中,农村数字金融使用程度并不高,多种因素制约着数字金融与农村的深度融合。基于2022年河南省部分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现状调查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知识对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可提升农户金融行为响应、改变风险偏好,进而对数字金融响应产生显著正向作用;提升农户金融知识水平是数字金融融入农村发展、提高农户生产生活水平的突破点。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通过选取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运用泰尔指数衡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在不同空间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作用机制不够显著,不能体现与财政支农支出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之间的良好互动。因此,我国应拓宽传统普惠金融渠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实施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政策,发挥其他相关因素的作用,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