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坡词札记二题

本文是对东坡词两个不甚为人注意的侧面所作的考察。苏轼的惜花伤春之词，有其丰厚的文化意蕴：一是对自然世界的厚爱，二是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三是对美好事物的留连。东坡词中衍化唐传奇的联章词三首，至今鲜为人知，其进步的思想倾向和创变形式，都应当刮目相看。     

市民词与士林词的艺术探微——以柳永词、苏轼词为例

柳永与苏轼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在宋型文化的普遍意义上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俗与雅,市民与士林,边缘与正统。然而同处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他们的词既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也注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也正是因它们之间的不同而存在。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刘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现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多彩多姿写别情——东坡词阅读札记选

苏轼一个系列的送别词,是通判杭州时为刚罢任的杭州知州陈襄而作。它们或作较客观的叙写,或借写他人送别,以衬托自己的别情,兼之以“乐景”写愁情,或作情感上的回旋跌宕,或通篇作想象之辞,或运用“代言体”写法,或从对面着笔,虚实相生,等等,可谓视角各异,精彩纷呈。其所以能如此,除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之外,同创作主体丰厚的情感与卓越的才华更密不可分。作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系列范本,是对古代抒情诗体抒情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历代词论中的东坡论

历代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评论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词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我们的民族同样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能力。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苏轼、辛弃疾词风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词作的风格,既有同,又存异,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两宋词坛的东坡论

本文考察两宋词坛对东坡词的论评,认为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褒多贬少,延宕到南宋末,则表现为抑扬相共,词论在东坡论中已超出了单个词人词论的意义,显露出后世词学理论发展中词派梳辨之端倪。     

东坡词笺注补正

东坡词有南宋傅干、近人龙榆生及薛瑞生诸名家笺注，然诸家亦有来及处，现作补正36则，求教于方家。     

“新天下耳目”的东坡词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在形式上,冲破了声律的束缚,使词由原来的音乐附属品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新型诗体;在内容上,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能够像诗文一样反映广阔的社会和人生。此外,苏轼还大量使用词题、词序来交待词的创作原因和动机,又尝试用典以扩大歌词容量,这些创造性的作法,也都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读梦窗词札记〔九〕

南宋著名格律派词人吴文英之《梦窗词》幽邃丽密,索解甚难。本文就其10首词的文本解讯,提出了与杨铁夫、陈洵、刘永济等著名学者不同的商榷意见。     

读清词札记

一、《近代词钞》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严迪昌先生编著的三册《近代词钞》,是一部很有质量、很有特色的词钞。首先,他有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近代词史札论——代前言》。文中说“清词自乾隆中期以后即呈转衰之势。……几无堪称白构面貌的大家名家出现,词学观上也无卓识新见的提出,尽管词人群涌,词籍汗牛充栋。”“乾隆末年到嘉庆前期,词界的反思未曾间断。其中张惠言和郭麟是异地同时反思自救的两位有深度的词学家,从某种程度讲,他们堪称新一轮词林启衰振颓的启蒙人物。”“鸦片战争爆发前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从词史历程审视,不应视为清代中期词坛衰颓的后续,而该是近代词史的启端。”“从道光到宣统五朝,……向被视为以柔婉绮丽为主基调的词,在这血与火交进的时代大动变中令人欣慰地并不显得滞后。”“近代词史的整体把握和个案研究,均有大量的空缺有待补苴和深究。”“词是心灵或情思的运载体之一,而其固有的特性又每能相当沉微地托起心底的涟漪或者狂澜。判断一个历史阶段词创作的整体成就,最重要的当是检视心态表现的力度和广深度。”等等都是言人之未言,发人深省之言。其次,他的作者介绍有的很有深度。例如介绍陶樑时,在叙述其生平、经历、著作之后说“陶樑洵为继王昶之后一大风雅盟主。至若身际有清一代由盛转衰,历乾、嘉、道、咸四朝,既见证文化隆盛之史,复历经吏治朽腐之程,允称承前续后之耆宿,则其所具认识意义实胜过王述庵,为晚近词史转捩人物之一要员。”在历述王昶、王柏心评论陶樑词后又说“诚然,陶樑词境未必尽得开拓,词艺亦不见得超诣同侪,唯‘变’之因素确见存在。能见‘变’,即可贵,能于门派陈见中解缚自出,则尤难得。审查词人之历史地位,当持此等尺度和眼光。”又如介绍蒋春霖时最后说的“综之谭(献)、陈(廷焯)、朱(孝臧)三家按‘常派’词观法眼视蒋氏词,不外不沉郁、不古厚、不纯,如此而已。近三数十年来,鹿谭词后罹文字之祸,缘其有诋太平军事也。至于新编选名家词之类亦摒弃《水云词》以为激进。宗派门户、路线偏见、投机取媚,不一而足,是蒋鹿潭之不幸,亦词学之不幸。蒋氏词为特定时空之产物,可以褒亦可以贬,唯求公允客观耳。回避不可,抹杀尤不可!是乃绝非唯物史观之治学态度也。”再如介绍陶然时最后说的“陶然人格力量泽被吴中人文甚深,诚为探索近代学术以至词风渊源所应注视。尤可辨味者乃陶然与‘南社’初始诸巨擘如陈去病、柳亚子之渊自承续消息,可憾者似久未为论家道及。”等都是很有见地的,是众多词选作者介绍中很少见的。     

新校梦窗词札记

梦窗词之传写舛乱不一,新近《全宋词》校本,可商榷处犹存。杜文澜、郑文焯、吴梅、林昆鸟祥所校,以及明、清诸词选家之校对,仍多有可采。综合今存各本,纠谬补阙,现订正梦窗词四十余处。     

从“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略窥东坡、易安词学观之异同

苏轼、李清照均为宋代一流的词坛大家,二入在词学批评领域也都有极大影响。自苏轼不满柳永词而提出“自是一家”的口号后,李清照又在批评苏轼等人的基础上提出“别是一家”说。这是二人词学主张的核心。探讨东坡、易安词学主张和审美理想的异同,从“自是一家”与“别是一家”的比较分析中入手不失为一个好的切入点。这虽不能包含二人词学主张的全部,但对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把握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东坡词的创作高峰在黄州

苏东坡被贬黄州虽然只有四年零三个月,但他所创作的词却突破100首,占了他全部词作的四分之一还强。东坡黄州编年词为何能突破100首?学术界一般认为:“乌台诗案”后,东坡心存余悸,不敢写诗;词属游戏文字,作“小词不碍”。更重要的是,东坡依然坚持儒家的仕宦文化观,不改政始初衷,以词言志。还有,独特的黄州历史地理环境对东坡词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正

苏东坡究竟创作了多少首词?有哪一个专家学者、哪一部研究专著说清楚了?通过精细的考察，准确的辨析，笔者认定《竹枝歌》、《襄阳古乐府》、《黄泥坂词》等40首被打入另册的东坡词，大都为长短句，属“自度曲”，是东坡“为歌而作”、体现东坡个性的词。今天，我们应以新时代的眼光重新审视，重新整理，让大量长期淹没在东坡诗文中的东坡词独立出来，回归正籍——《东坡乐府》词集，显现出东坡词的全面目和真面目。     

《汉语大词典》阅读杂记

文章分析了《汉语大词典》在词条词义解释、词目的确立、条目之间的相互关联、书证的引用以及注音或标注语音信息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词汇学、词典学的角度提出解决的办法,有助于汉语词汇研究、辞书的正确使用和《汉语大词典》的重新修订。     

《左传》札记

今天的《左传》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当有所发展，深刻的研究只能来自正确的理解，因此 们在理解注释《左传》时应有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和方法，首先，注释《左传》必须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共次，必须语法上来分析《左传》字词在句中的意义。第三，还须注意方言这个领域，第四，在无法解读《左传》字时可以从理校上考虑，以解疑难。     

《仪礼》札记三则

文章以杨天宇《仪礼译注》和彭林《仪礼全译》为参考,运用归纳文献用例、内部求证等方法,对郑玄《仪礼注》与王引之《经义述闻》存在分歧的地方,择取“孝友时格”(《士冠礼》)、“某得以为外昏姻之数”(《士昏礼》)、“布席于奥”(《士昏礼》)三则,提出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