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亏损逆转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检验

分别从收益类、权益类、现金类以及收入类财务指标中选取了一些能够反映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后第一年的亏损逆转质量的指标,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亏损逆转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3～2009年之间发生亏损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从9个亏损逆转质量指标中提取了4个公共因子,并通过因子得分数值来识别亏损上市公司发生亏损逆转的质量高低,最后又通过聚类分析法依据亏损逆转质量因子综合得分数值高低将亏损上市公司分为四类,运用均值T检验来识别亏损逆转质量不同的亏损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评价指标。     

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研发

本文围绕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使用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的投资环境调查的数据,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因素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参与研发的积极性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2)民营企业所在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越不发达,政治关联对研发参与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政治关联、特许经营权与经营业绩

以2012～2016年全部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治关联与特许经营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积极建立政治关联有助于其获得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赢得较高毛利率以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高管政治关联、市场发育程度与企业并购战略——中国高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检验了高管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以2005-2009年间109家高技术上市公司183次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本地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在本产业内实施区域内或跨区域并购,而中央政治关联则有助于企业在本产业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并购。研究结果还证实,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高管政治关联越能够促进企业并购的实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在不同层次政治关联与并购之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财务数据,首先通过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估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并计算出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为0.186;然后建立了反映自由现金流盈亏程度和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调整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与单独调整资本结构的情况相比,企业同时调整资本结构和自由现金流时,调整成本降低,调整速度加快;当资本结构调整至(或接近)最优状态后,企业会保持资本结构在最优水平,不受自由现金流调整的影响。上述结论对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具有稳健性,但受融资约束的企业调整成本相对较高,调整速度相对较慢。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职业与人口死亡率的关联模型

年龄与死亡率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在此基础上，是否也与文化程度、婚姻、职业有关联，探清此规律，对许多政策制定以及针对性教育与宣传都大有益处，这也是以科学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基础。     

央地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异质性影响

企业环境违规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的起因成为公众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基于政治关联的不确定论,探讨中央与地方两种不同级别政治关联对环境违规的异质性影响,并分析反腐败和市场化程度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7年民营企业的非平衡面板环境监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政治关联能显著降低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地方政治关联则会助长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反腐败显著强化了中央政治关联对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但对地方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违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市场化程度显著削弱了地方政治关联对环境违规的助长作用,弱化了中央政治关联对环境违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扩展了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以及企业环境违规行为领域的研究。     

科技含量、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

本文选取深圳股市2002年4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科技含量、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提高公司绩效提出了一些建议。     

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009~2014年面板数据,从制度环境、政治关联角度对影响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用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衡量的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而建立政治关联不利于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环境越好,政治关联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强.     

政治关联、创新基金与企业研发投入

为探索不同的政治关联方式、创新基金与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虽然从整体来衡量,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但是不同的关联方式对研发投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且创新基金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组织冗余、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R&D投资

基于企业内外部资源推动R&D投资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市场环境下组织冗余和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1)直接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能够促进企业R&D投资,但储备可恢复冗余会挤占R&D投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直接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对R&D投资的积极作用越弱.(2)作为获取外部资源重要渠道的政治联系并非必然促进企业R&D投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不利于企业R&D投资;但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治联系对R&D投资有微弱的促进作用.(3)仅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治联系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将直接可利用冗余投向R&D,但没发现其他冗余资源与政治联系存在显著的资源互补性.     

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源泉，但是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常常借助政治关联而非技术创新来开拓市场。在制度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以2009-2016期间在深圳、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上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境外上市、中央强力反腐败斗争和行业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本文结果显示：（1）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相比境外上市企业，境内上市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当企业所在的行业管理决断权较高时，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4）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开展大力反腐败斗争后，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制度基础观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具备重要的实践意义。     

风险投资、股权结构与创业绩效

以450家创业企业为样本,从投资回报、获利性和成长性三个角度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及其参与特征和创业者及其参股情况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及其参与期限对创业投资绩效和获利性具有负向作用,而对成长绩效无明显影响;而通过增加相对持股比例赋予风险投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投资绩效和获利性的提高,但同时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成长性.针对创业者参股情况的影响作用,发现企业负责人作为第一大股东或持有高的股权比例将显著提升企业投资绩效和获利水平,但是对成长绩效无明确影响.     

公司价值、资本结构与经理管理防御

通过引入经理管理防御影响因子,以Black和Scholes资产定价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公司价值及相关利益者价值动态决定模型,对经理管理防御与公司价值及资本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算例分析的结果表明:首先,经理管理防御不仅会对公司价值和股东价值造成减损,而且对公司经济效率也造成减损,并对减损程度具有放大效应;其次,经理管理防御增大了公司违约风险,而且对公司原有违约风险也具有放大效应;最后,公司资本结构变动时,经理管理防御对公司违约风险更为敏感,而对公司价值相对不敏感;相对于短期负债,经理人更偏好长期负债,负债对于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的抑制作用会因经理人选择长期负债而产生一定的削弱。     

企业政治关联内涵及作用机制研究

首先对企业政治关联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归纳和分析了国内外现有企业政治关联的测量方法;其次,阐述了影响企业政治关联的因素,其中包括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文化传统和所有权性质差异等方面;最后,对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     

中国情景下政治关联、创新过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运用元分析方法,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和非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治关联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知识获取与知识整合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     

FDI、人力资本及其结构与研发创新效率

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别以发明专利授权量和新产品产值为产出变量,对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估算,且从FDI、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方面分析了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研发创新平均效率偏低,效率值为0.464,而研发创新专利成果的市场化水平更低,效率值为0.292;中国研发创新产出的增长主要是R＆D经费驱动型的增长;中国研发创新活动不具有规模效应特征;FDI能显著促进研发创新效率改善;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对效率改善作用不明显,但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创新效率的改善有显著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