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时期汪康年的变法思想

本文认为汪康年主张变法,提倡设议院、兴民权,强调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其历史定位应是维新派。本文提出：维新派内部也有激进和温和之分,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分歧在于变法道路上的异趣,他们分别是温和型维新派和激进型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论中国文论"失语"的无奈与历史合理性

20世纪中国传统论的“失语”,是中国论在20世纪世界化大背景下的必由之路。它既是中国论痛苦而无奈的抉择,又是中国论为追求科学精神和恢复学尊严而作的努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只有对此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的论建设免于无谓的争论,脚踏实地地前进。     

"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与戊戌变法的成败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吏上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就决定了戊戌变法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行进向度,“自上而下”与变法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否定“自上而下”就等于否定变法本身。变法、改革与革命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式,不能以成败论其道路的合理性,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自上而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次不成熟的改革运动。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是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严重影响中国的国计民生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主张通过内部改革、外交手段,以及利用国际法等途径解除其压迫。维新派的认识,能与民族危亡联系起来,并注重经济方面的危害,同时又存在缺乏完整性和理论高度,以及对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等局限     

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既不能用“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来解释,也不能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来解释,更不能用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来解释,它必须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解释,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既是私人产品,又可以当作社会福利品免费提供。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客观上要求实现高等教育福利化的历史阶段,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就会被高等教育免费制度所取代。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在于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及其利益关系调节,还依赖于高等教育收费这种制度安排、服务价格和市场机制来提高效率与增进公平。     

戊戌时期的西学传播与传统观念的近代化倾向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机,缩小中外差距,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把眼光对准西方,执著而又真诚地从那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焉揭开了新的篇章。与以前相比,戊戌时期的西学传播不仅有了量的变化,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生了质的飞跃,各种传统观念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强烈冲击,在基础上发生动摇,开始向近代观念演进。从此,以新代旧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戊戌时期康有为、章太炎变法思想的异趋

本文论述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章太炎变法思想的歧异,认为把章太炎的变法主张看成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相同,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而揭示出他们二人在戊戌变法以后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     

试论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历史前提

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是19世纪60年代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俄日两国从此步入现代化进程，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同时，俄日两国现代化的途径：即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有计划实施经济和社会大规模改造，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并逐步适应现代化世界发展环境的特殊经验,以及改革后半个多世纪各自社会发展的实践，提出了许多值得分析和冷静思考的问题。     

论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具有历史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制度合理性、绩效合理性。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及其合理性辨析

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构的语境可分为意识形态主导型和学理研究主导型.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脱离了意识形态限制的纯知识行为和脱离了既定知识影响的纯意识形态逻辑几乎是不存在的.学理研究与意识形态是相互渗透、相即相入的;重构结论的正确与否,虽然和基本语境之间有相关性,但并不必然具有因果关系.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构的语境合理性寓于它们有可能产生的科学后果、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由诸理论沟通所产生的共识之中.     

从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到本我精神

一些理论家批评作家在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选择中出现困惑和迷惘 ,因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一些“晚生代”作家开始另辟蹊径 ,抛却了对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苦苦探索 ,转而投身到“本我精神”的执着追求。从表面上看 ,他们似乎远离了社会主流 ,其实 ,“本我精神”中同样包含着普遍的人类情怀和历史理性     

历史性的生成：科技理性与生命伦理的当代相遇

科技理性与生命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而科技理性与生命伦理在当代的相遇乃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成。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历史,应当在现有的条件下积极地去解决二者相遇后所产生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将二者看做是对立且不可协调的。只有这有,才能以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科技理性与生命伦理之间的矛盾,也才能够使得二者的矛盾在历史的＂总体性＂生成中得到合理地解决。     

对教育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

教育技术领域如果接受"工具理性"的统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工具理性"带给人们的是肤浅和盲从。技术与目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目的理性"应该得到张扬。教育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问题不可能只依靠技术手段来解决。学习是人的活动,教育技术应该关注教学活动本身,而不能过于依赖实体技术。人的思想、经验、意志、道德等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决策合理性"内涵探析

本文立足于哲学认识论的基点,探讨决策合理性的内涵,从"决策"和"合理性"的概念探讨入手,分析指出"决策合理性"就是指决策者在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度内所做出的选择或决定适合实现指定目标,即合乎思维的逻辑性、主体的目的性、客体的规律性和行为的技术性.     

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取向分析

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取向对课程改革的发起、推进和评价均具有重要影响。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取向一般包括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和混合型合理性几种类型,分别代表了对课程改革的目标、课程改革的规范、课程改革的条件和课程改革的手段诸要素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处理方式,因此,具有同等理论价值。此次课程改革由于在目标和理念上追求价值合理性,在条件和手段上却忽视了工具合理性,在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又过分寻求工具合理性,结果造成不同合理性取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和不匹配,最终导致课程文本在现实教育环境中遭遇无情挑战。应树立正确的课程批评观,深入探讨课程改革的合理性基础,在总结社会各界对课程改革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以建设者的姿态促进课程改革的不断完善。     

深入研究和把握改革的历史经验与历史启示

当前,为了进一步坚定推进改革的信念和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有必要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改革的历史,要把握改革的历史成就和历史方位,增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信心;要把握改革的历史主线,增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要把握改革的历史逻辑,增强对改革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要把握改革的历史阶段,增强对当前改革阶段性特征的认识;要把握改革的历史经验,增强对改革系统性和协同性的认识。     

试论黑格尔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围绕理性展开的。从把理性当作人的一种主观能力的角度来看，理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处于主客观的矛盾运动中，表现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形态，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理性就是追求真理，并试图通过展开理性矛盾来达到真理，实现矛盾的和解。通过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掘出其内在价值，还可以看到这些价值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