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词学政教批评的承传

我国古典词学政教批评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政教批评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运用；政教之论在古典词学中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由宋到明，词学政教批评的色彩较为淡薄，但发展到清代，不少词论体现出鲜明的政教批评的视点和色彩。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阐说的内容主要围绕诗词同道，词的创作旨向要入乎雅正、合于风雅之义来加以展开。上述两个维面将古典词学政教批评的内涵展现了出来。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政教审美原则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诗歌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二是词学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阐说;三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阚说。上述三个维面,其论说的内容都主要围绕中和之美、微婉合度、温柔敦厚等论题加以展开。它们相互生发、相互共构、相互融通,共同构建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政教审美原则论的骨架。     

中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政教功用论的承传,二是政教审美原则论的承传。在第一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围绕教化、体道、明理、有补于世等论题加以阐说。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围绕微婉合度、中和之美、温柔敦厚等论题展开论说。上述两个维面,相互发生、相互共构、相互融通,共同构建出了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骨架。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格”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格”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格”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格调之论的反思与消解。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为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握“格”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明清诗学批评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是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清两代分别得到深入地阐说和流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继承前人高标去俗崇雅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诗歌去俗崇雅予以了进一步的细致探讨；二是承传宋人以来的化俗为雅之论，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论题、因素予以了探讨；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雅俗之论的最后辉煌。     

明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明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继续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清代文论视野中的情景论

清代文论视野中的情景论,主要在三个维面上展开:一是对情景交融的探讨;二是对情景主宾关系的考察;三是对情景创造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论说。上述三个维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古典情景之论,将其推到了完善的境地。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趣”与“机趣”论

“风趣”与“机趣”是“趣”的两种审美形态。“风趣”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它作为美学范畴确立在宋代,宋以后文论家对“风趣”展开了理论探讨。“机趣”则最早出现于明代,明清两代文论家对“机趣”也进行了理论阐说。“风趣”与“机趣”相互渗透、相互糅合;但两者在审美质性、审美生发、审美意味、情态表现等方面存在区别。     

雅俗之论在明代文论中的展开

明代文学雅俗之论主要在诗论和曲论两个维面上展开。从诗学雅俗之论而言,明人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去俗崇雅予以细致探讨;二是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因素与论题予以考察;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从曲学雅俗之论而言,明人主要对戏曲用俗予以大力肯定,对戏曲雅俗的相成相生予以较深入的探讨。上述两个维面,为清代文学雅俗论的进一步展开、深化与成熟提供了平台。     

"韵"范畴在清代词学中的承传

"韵"范畴在清代词学中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韵"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韵"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韵"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后,其实并未得到大量运用,但发展到清代,它成为了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韵"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对词韵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及对词韵创造与生成的考察上.上述两个维面,将"韵"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较为充分展现了出来.     

《沧浪诗话》与明代诗学辨体理论

严羽《沧浪诗话》是集宋代诗学辨体理论大成的理论著作，它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标榜格调的理论旗帜下对唐诗尤其是盛唐诗崇拜的确立；其次是对宋以前多种诗歌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演变的探讨；还表现在试图建构独立于整个宋儒理学之外的诗学话语体系的努力。     

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本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     

论唐宋学人对许浑的批评

在晚唐诗歌发展史上,许浑是最饱受争议的一位诗人,从唐宋学人对许浑的批评中可窥见一斑:褒扬中夹杂贬抑。许浑的诗,在获得极高评价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否定的声音。唐宋对许浑毁誉参半的评论,拉开了长达千年的许诗优劣之争。这反映了文学风气的转变,以及文学思想的多元性。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晶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     

《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耿元骊博士所著《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演变研究》,对唐宋土地制度与政策的演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对唐代"均田制"和宋代"田制不立"两个旧问题做了新的研究,不仅使用经济学的理论对概念进行剖析,而且还贯彻了历史学的精神。作者通过对唐宋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农民身份问题的分析,最后认为"唐宋变革"没有发生。该书虽然立足唐宋,但却是将唐宋放在中国古史的这一个范围内来思考,体现出作者的开阔视野和宏大的学术胸怀。因此,说该书是一部高水平的经济史及唐宋史著作,当实至名归。     

吴澄"唐宋七子"说的理论价值——兼论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在文学理论上面也卓有建树,其“唐宋七子“说对唐宋七位古文代表作家予以高度评价,确认了从西汉到唐宋的古文传承线索,体现了复古而不泥古、在继承中提倡个性的创作追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唐宋七子“说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唐宋古文代表作家予以整体性概括,是唐宋八大家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     

性别融合与唐宋词文学个性的获得

男女两性不同的审美追求在词的领域相互碰撞,又不断整合,最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风格,所以说,词迥异于诗的文学个性是性别融合的产物.唐宋词审美理想的形成、创造力的获得以及抒情范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性别融合产生的强大生命力.从这一角度而言,唐宋词的文化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批判男权文化的素材,而恰恰在于它在文学的领域展示了性别融合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