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新论——兼与张远芬、许志强二先生商榷

本文就《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兼与张远芬、许志强二位先生商榷，认为 贾梦龙擅长词曲，贾三近熟谙官场的互补性以及在宗教意识、精神气质、思想心态、创作风格、亲情关系、方言风俗诸方面的共通性，足以保证父子二人合作完成《金瓶梅》的写作。     

对《魏著<金瓶梅词话注释>辨正》的辨正——与张远芬同志商榷

张远芬同志的《魏著<金瓶梅词话注释>辨正》(见《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淮海论坛》1986年第1、2期)一文,存在着不少错误,本文兹就部分条目的错误提出来商榷。1.[例]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子),第三要邓通般有钱……(3回) 芬按:从上面的解释来看,魏先生似乎从来听人说过这个词。实际上,“行货子”(俗读作“熊黄子”)在鲁南苏北农村是使用率很高的词之一。只要人们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物不满,张口就说:“这个熊黄子(行货子)!”而在《金瓶梅》中,这个词的使用     

《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兼与吴晗同志商榷《金瓶梅》著作时代问题

《金瓶梅》创作时代的考订是研究《金瓶梅》的初阶,也是评价这部古典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来文人的野史杂录,确认《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而不疑,历代的刻本梓行也都沿用此说。除了敷拟附会大名士为王世贞而外,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概无异议。1938年在北京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刻本。一些《金瓶梅》的研究者根据版本的校勘与考究,开始怀疑“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之说,写成系统的考据论文有吴晗同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见《读史箚记》)。吴文旁征博引,考证详备,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和名物制度上找出例证,得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的结论。笔者曾接触到一些有关的史料,发现其中颇有值得商榷的问题,现就《金瓶梅》的创作时代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研究者们参考。     

《金瓶梅》词语札记——兼与《小说词语汇释》《金瓶梅词典》训释商榷

咬群出尖踩踏别人,显出自己。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和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皆把这个词语分开训释。“咬群”皆训“倾轧别人”。“出尖”,《汇释》训“出头”,《词典》训“出风头”。均引《金·76》例:“这六姐不是我说他,有些不知好歹,行事要便勉强,恰似蛟群出尖的一般。”     

永泰公主死因浅探——兼与阎文斗先生商榷

永泰公主之死乃武则天外逼(杖杀文兄,赐秘药)与永泰内击(流产)的结果.     

《论丑》与逻辑——兼与刘隆民同志商榷

丑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跟美相对立,是美的否定和反衬,又跟其他的美学范畴如悲,喜、崇高,滑稽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丑与美是对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很多学者在论述美的时候往往也涉及到丑。然而,“丑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来加以专门研究,开始于近代,主要代表者是德国一些新黑格尔主义者,如罗森克南兹等人。他们揭露了丑的矛盾性质,认为丑不同于假、恶,当丑仅以其感性形式进入审美领域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具有某种积极的审美价值;指出丑与滑稽有一定的联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学著作,仍然极少有把丑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进行阐述的。因此,刘隆民同志在《论丑》一文(《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中进行的理论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兼与朱星先生商榷

一、从《野获编》谈起前代学者研究《金瓶梅》所依据的最珍贵的资料,莫过于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里的一段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     

应正确评价《儒林外史》——兼与钟焰同志商榷

《理论月刊(武汉)1996年第一期发表了钟焰同志的《对(儒林外史)不能评价过高》(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科中心《中国古代、近代学》专题全转载)。章从《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正面人物形象的刻划等方面人手，全面地分析了《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诸多严重缺陷，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儒林外史》在思想内容上“不仅不能与《水游传》、《红楼梦》等优秀长篇小说并比，而且比起《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也相差甚远。”     

《诗经》象征艺术探微——兼与王齐洲同志商榷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历代都有人做过多种研究。本文欲独辟蹊径,从象征角度作新的探索。《诗经》“六义”中的赋、比、兴是艺术表现方法,比、兴则与象征艺术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诗经》带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同构关系、心理积淀、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等多个方面。王齐洲同志认为,“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是导致《诗经》象征艺术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是偏颇的,本文与之作了商榷。     

《金瓶梅词话》校勘商榷

<金瓶梅词话>是现存<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历来受到各界学者的高度重视.在今存世的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残本中,又以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据栖息堂本和慈眼堂本影印的词话本为主.     

《鸟啼》一文的非理性特征浅探——兼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者商榷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中的《鸟啼》一文选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作者为英国诗人、小说家劳伦斯,译者为于晓丹。译文较忠实于原文,但不甚流畅。选入教材后,编者对译文作了较大改动。和译文相比,课文的内容变得简单,文字也更为流畅。这既符合教材编排的体例,又似乎更     

酷似惊雷的《呐喊》——兼与邢孔荣同志商榷之二

鲁迅先生的《无题》一诗中曾有这样的句子:“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就酷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惊雷。 早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词《(晨钟)之使命》中曾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题,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起而     

也谈《天子游猎赋》——兼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刊登的龚克昌同志的《(天子游猎赋)辩》＊一文,通过四个方面的辩述,最后得出结论说,司马相如所作的“《天子游猎赋》并非萧统所说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它是《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外的另一篇”,而这“另一篇”,按龚文的观点,就是目前所见到的载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被萧统在《文选》中误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的那篇作品,从而认定《子虚赋》和《上林赋》当另有其文。至于这两篇赋究竟存于何处?作者说不清,只好估计存于《汉书·艺文志》所录相如二十九篇赋中。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与龚克昌同志商榷。为行文方便起见,兹依龚文提出的四条理由分述如下:     

也谈《孔乙己》的主题——兼与张维良同志商榷

关于《孔乙已》的主题,多年来,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孔乙己》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孔乙己》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最近,有的同志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失之偏颇。因而把二者作一折衷,指出《孔乙已》把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封建制度熔为一炉。     

犹如号砲的《狂人日记》——兼与邢孔荣同志商榷

谁都知道,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的小说,但正确认识这篇文章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另一回事。要正确地认识小说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剖析,就必须把它和整个新文化运动联系进来进行论证,就必须对小说的艺术力量进行分析,还必须就小说的社会影响进行探索,才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同时,只有这样做,才可能廓清在研究领域中一些不公允的评价。     

也探计划经济、计划调节与所有制关系——兼与白永秀同志商榷

仔细拜读白永秀同志《计划调节与所有制关系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很受启发。但是,在该文中,白永秀同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内在逻辑中的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区分开,把计划经济混同为计划调节,陷入了自设的矛盾困惑之中,并且由此提出一些偏颇乃至错误的观点。笔者认为,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     

蔡琰《悲愤诗》新探兼与蔡义江同志商榷

蔡琰是建安时代杰出的女诗人。现在题名蔡琰所作的诗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首与《胡笳十八拍》。从苏轼以后,人们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九五九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胡笳十八拍》的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大多数同志认为五言《悲愤诗》可信为蔡琰的作品,骚体《悲愤诗》是伪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争持不下。六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大体上反映了这次讨论的结果。     

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谈论形象思维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伟大方针在文艺界、学术界得到真正贯彻的结果。的确，形象思维多少年来一直是文艺理论与创作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然而也是未能彻底弄清的问题。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而是就事论事，仅从文艺方面，或从认识论方面来谈的。其实，这里还有文艺心理的问题，如不涉及，就很难把问题谈清，就难免给人有谈得不深不透不准之感。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发表的童庆炳同志的文章《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童文）就有此毛病。我是一位心理学工作者，研究思维活动是我的本行，因此，我想就自己研究形象思维的体会，提出一些看法来，和同志们一起探讨。     

论李密——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起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史学界不少论者都把李密看作反面人物,并将其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队伍中“开除”了。孙达人同志的《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尽管孙达人同志说:“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语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给李密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下着一个清清楚楚的判语,即全盘否定。他首先从“原则”上肯定了“认为李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     

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传世的《金瓶梅》刊本,可大致分为三种: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传为明崇祯间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清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本。其中《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与词话本《金瓶梅》相比较,又称说散本《金瓶梅》。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对此书是这样著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