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词学雅化的苗裔——陈子龙词学理论及其在词学史中的地位

云间词派以突出的词学理论与创作表现振兴明词之衰,并开启了清词中兴之格局。该派的主将陈子龙被誉为＂明词第一＂,且其词学理论在明清之交的词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历来针对陈子龙词学理论的探讨却非常有限,论文从承传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陈子龙的词学理论,以见其在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确立其对于明代与清代词学之承传、融通、影响的词史地位。全文先从其重要的词学观点入手,探讨其复古源流观、辨体论、词境说、风骚寄托说、体性观、审美技巧论,透过这些观点的阐述以见陈子龙的词论在词史的重要位置,他在明词中衰的困境中接续了词统的最早努力,开启了清代词坛的盛衰之辨与南北宋之争,使词既能维护其本质特性,又可朝雅化尊体的路上前进,为清代词论写下了第一页。陈子龙代表明末词坛雅化的星星之火,即将在清代成为燎原之势。     

论周济词学尊体观

周济首先提出“尊体”一词,并且依此阐发其词学主张,着重于“论词莫先于品”、“意能尊体”和“以词存史”三个角度予以展开,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境界。同时也使得词学尊体研究渐入人心,对词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从宋代词选看宋人的词体观

宋代词学发达，因此选词活动也很兴盛。由于编选者所处的时代的原因，对词的理解较少有时代的偏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宋代词选来管窥宋人的词体观。“娱宾遣兴”是词之为体的社会功用；“雅”是词之为体的体制特征；娱乐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词之为体的双重价值。     

陈子龙词学思想管窥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的词学观主要表现于词史观与词体观两个方面。简而言之,陈子龙主张以流利自然的语言和铿锵和协的音律,构成婉媚的意境,以柔婉俊逸的风格与高浑典丽的格调,借香草美人之法含蓄委婉地抒发真情,寄托深刻的风骚之旨。陈子龙的这些理论维护了坠绪已久的唐宋词统,尤其是在明词不振的历史背景下来具体而微地严格维护词体,其理论探讨和建树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存亡继绝的价值。     

北宋前中期词学批评的雅俗之辨

雅俗之辨是词学批评史上一项重要论题。北宋前中期的雅俗之辨作为整个词学雅俗论的先声，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廓清了对词体的认识，使词的发展回归到了文学本身。     

江顺诒词学理论评说

江顺诒反思传统词话的旧例 ,构筑词学理论的逻辑结构 ;旁通曲证 ,探寻词体的音律之源 ;在建构词学理论体系的显豁意识下 ,首次成规模地汇集词境诸论 ,对词境观念的发展极富有建设意义 ;承继并反思前期词论中的道德评判和类化审美的两种词品观念 ,写苦心、标妙境 ,完成了很有个性的词品思想。     

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

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其内涵包括：倡醇雅——反对淫语艳词，力求雅洁清新，脱去亵秽；贬伉直——主张婉曲含蓄，认为词之正宗风雅蕴藉，排斥苏、辛一派的豪放词；标骚雅——提倡寄兴托意，借香草美人寄寓家国身世之感。厉鹗是浙派词中期的领袖和巨匠，对“雅正”说加以补充和深化。其词论独特之处首先是明确揭示“雅正”的标准是“格高韵胜”，其次是将寄托的主旨由家国之恨转为内里情志，此外就是对词体的尊崇。     

康熙年间词学的辨体与尊体

清初词学是对明代词学的继承与发展,在康熙年间人们继续围绕词的体性展开研讨,深化了自宋以来的本色当行论,发展了明代有关诗、词、曲体制异同的辨析,因为对词的体性认识存在着差异,所以广陵、阳羡、浙西几大词派在正变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这都表明人们对词之美学品格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不再把词视为小道末技,近代词学的尊体观念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     

邹祗谟词学理论与清初词学进程

邹祗谟词论是清初词学进程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云间词派向阳羡词派、浙西词派流变的中间环节。邹祗谟推尊词体,其尊体观上继陈子龙风骚寄托之说,下启陈维崧存经存史说。同时,邹祗谟推重今词,这有助于推动词学创作的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清初"花草"之风盛行之际,邹祗谟给与南宋词相当大的关注,重视姜史婉约一派和陆游闲澹一派,为此后词坛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此外,邹祗谟主张创作中求新立异,同时提倡规范词律,强调辨体,促进词体保持本色的前提下获得新的发展。     

诗意的接受——苏轼词题序所显示的词体文化价值取向

对苏轼词在词体发展中的作用,许多论者从“以诗为词”“韵”等角度作了深入的探讨。分析苏轼词的众多题序,可以发现苏轼对当时业已形成的词体功能和特征的态度,并进而从其对词体的态度上,追寻苏轼词体的文化价值取向。     

宋金曲之曲体及曲调

曲体实兴自两宋与金,宋初的歌舞大曲、传踏,犹是词曲同流而难分,而“异流”分途的标志则是俗曲子“缠声”即缠令的出现,而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是南北曲的滥觞。通过翻阅大量文献的考证辨析,可以初步认定宋金曲体中曲牌共309体,《董西厢》应为宋人所作而非金人所作。词与曲虽皆源于唐曲子,但后来的发展,“实分两途”。     

“元曲”观念在元明两代的差异与衍变

依照现代学术话语,元曲是散曲与杂剧的总称,从“曲”的层面看,作为合乐而唱的“韵”文学,杂剧与散曲均可归属于诗歌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元代的文学语境,从当时文人的视角观察,散曲与杂剧仍有明显的区分,散曲可归为“乐府”的范畴,杂剧则归属为“传奇”、“院本”一类,它们不仅各有其独立的艺术生命形式,甚至称谓也不尽相同。明代以来,散曲与杂剧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衍变,散曲逐渐与杂剧并称为“元曲”,与元代文人固有的“曲”的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别,因此有必要对“元曲”的称谓及观念作细致的梳理．以彰显杂剧与散曲的渊源流变与发展轨迹。     

论陈子龙词学观与词风嬗变

清代著名词评论家谢章铤认为“明末风雅首推陈大樽子龙”,这位明清鼎革之际的文学家身体力行着其政治理想与文学理想,使得其短暂的人生却甚是夺目。这位气吞山河,满腹豪情抗清复明的才情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典型的“当行本色”风格创作词家。陈子龙带领云间词派,宗南唐北宋为词学正统,并力复“词统”以纠明词淫哇俚俗之习。以甲中国变为界,陈氏词风从妍丽温软而进阶为柔中有骨,清丽幽雅,其词学主张与词作实践不仅肃清了明末词风的萎靡状况,并为清词中兴打开了局面,是明代昙花最后一现,亦是新朝明珠光芒乍现。     

陈子龙词之意境探析

"词以意境为最上",(《人间词话》)意境是评价诗词的一个重要艺术标准和审美标准。明末陈子龙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词境的成功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词在意境方面分别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     

《楚辞·招魂》作者研究述评

关于《楚辞·招魂》的作者,自汉至明清,学界多围绕屈原或宋玉为中心展开论述,民国开始,又生发出诸如宋玉屈原合作、作者不详等论说。而在当今没有更为直观和权威的文献资料情况下,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角度及其论证过程来看,还是《招魂》乃宋玉拟屈原作这一观点更为可信。     

遗留在紫阳民歌中的明清移民印记(下)

紫阳县在明、清时代曾有大批外省人因各种原因落户入住.客民的迁入造成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探讨了明清移民活动对紫阳民歌在文学和音乐两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追溯紫阳民歌"北地南腔"、"南北交融"特点的形成原因.上篇已发表,通过对歌词文本的对比分析来论证移民活动对紫阳民歌的影响;下篇分别从歌词所反映的地方自然风貌和社会生活内容上,从音乐曲调的相似性上,从歌词的方言特点上,来论证移民活动对紫阳民歌的影响.     

论吴藻的词学观

吴藻是清嘉道年间才媛中的佼佼者,通过分析梳理其关于词的创作论、境界论、风格论以及鉴赏论,探求以她为代表的大部分江南才媛的词学观,可弥补明清江南才媛传世的词作品颇丰,而相关文论思想却欠缺整理的状况。     

论屈大均的金陵诗

屈大均诗歌创作在明末清初诗坛独标一格。他的金陵诗抒发家国沦亡之痛，表达坚定的抗清之志，情感凝重，多用比兴，显示强烈的民族意识，具有较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浅析《剪灯新话》婚恋故事及瞿佑的创作原则

《剪灯新话》作为明代一部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传奇小说,所写的婚恋故事颇具特色,故事中男女双方的恋情多是曲折感人的。作者不惜笔墨地描写了双方如何结缘、如何寄情传情以及恋情发展的结局。内中故事跌宕起伏,感人至深。书中二十一篇作品渗入了作家丰富的学术思想。其求实的治学态度、着眼全局的创作要求、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视、对儒释道三教的广纳博采于《剪灯新话》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淮盐文化与海州五大宫调

海州五大宫调，简称海州五大调，是明清两代以来流传于海州地区的音乐唱腔，五大宫调与杂牌曲(套曲)统称为小曲，现今盛传于民间的小调是小曲里的一个部分。海州五大宫调源于明代扬州、淮安的清曲，其渊源还可以追溯到北宋，但盛行是在清代乾隆之后，这与淮盐的经济发展(从生产到运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海州五大宫调是淮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研究海州五大宫调有助于对准盐文化的全面认识，有助于对连云港地区文化背景的深层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