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过失作为文艺表现的一种手段

过失被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足见其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论述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的“过失”的含义和意义,并结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简析了过失是文艺表现的一种手段。文艺家可以利用文艺的技巧予过失以意义进而达到文艺的目的。     

略论过失作为文艺表现的一种手段

过失被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足见其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论述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提出的“过失”的含义和意义,并结合《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简析了过失是文艺表现的一种手段。文艺家可以利用文艺的技巧予过失以意义进而达到文艺的目的。     

另一种“新文学”的诞生——工农兵文学对苏区文学和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工农兵文学,是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苏区文学和抗战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抗日根据地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其发展的线索是:从"为革命"到"为工农兵";从"个人情怀"到"阶级情怀";从"宣传品"到"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宣传品";从"加强文艺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到"对文艺工作进行管控";从"群众创作"到"作家向群众学习"。工农兵文学从孕育到诞生再到发展以至消亡,是不断摸索和变化的过程。同时,作为完整的工农兵文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文学规范,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大批量的作品产生,所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作为工农兵文学诞生的标志,以毛泽东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是科学的。     

孙犁创作精神论--对建国前孙犁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关系的考察

孙犁具有和其他工农兵文学作家不同的创作精神。他建国前的小说,在构思与选材方面,以独特的视角对接“为工农兵”的大方向;在思想与情感方面,以对真善美的发现和欣赏的心态,赞颂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在情趣与风格方面,以独特的艺术情趣和艺术理想,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总起来说,就是“遵循大方向,坚持独特”。这种创作精神决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和其他工农兵文学不同的面貌,而这些作品,却又从另一侧面代表了上一世纪工农兵文学的文学成就。它和其他规范性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一起,共同表现出工农兵文学的多样性。当今,发扬孙犁的这种创作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护》——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韦护》发表于1930年,在创作上,丁玲理性上追求革命至上,采取革命加恋爱模式,然而却不时流露出爱情至上的感性写作,革命沦为情感变化的依据。本文试图从作者对爱情和革命的描写以及韦护形象的塑造三个角度来说明《韦护》是披着革命外衣的爱情故事。     

文学主体与文学观念——中国上古文学观念发展的一种考察

中国上古文学观念何时发生,有许多探讨的方法,本文从分析文学主体和文学观念的联系入手,探讨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殷商是一个宗教思想占主要地位的时代,“鬼治主义”是其文化特色,巫觋是其文化主体,所谓“诗言志”只是达到“神人以和”宗教目的的祭祀之乐的一个关目,独立的文学活动并不存在,独立的文学观念也未能发生,西周重视人间世务,加强礼乐文化建设,明确提出“敬德保民”,人文精神得到发展,“诗”成为天子听政以“补察其政”的政教工具,文学观念在潜滋暗长,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学术解放,士成为文化学术的主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典籍,以人文教化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才得以产生出来,正是这种文学观念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制度: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

制度是支撑与规范道德以及道德教育活动的外在形式和条件。作为一种他律手段,制度是实现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保障。在从他律到自律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制度的激励手段和惩戒手段相互作用,相辅形成,共同引领和推动着道德教育不断前行。     

日常生活叙事诗学的宿命——“50-70年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日常世俗生活＂,本来就是小说叙事的原点。然而,当小说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诗歌、散文的正统正宗地位,特别是共和国＂50-70年代＂文学,由于过分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作用,拒斥小说消遣、娱乐属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强权规约,特别是对＂政治第一＂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强调与夸大,小说叙事越来越疏离和拒斥日常世俗生活而走向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以理想代替现实,用精神代替物质,让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文学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酒神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

酒神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颇有影响,尤其与革命文学叙事纠缠甚深。在革命叙事中,酒神式强力意志与生命的酒神状态均得到表现。由于革命意识形态与酒神精神的价值诉求不同,革命叙事充分改造了酒神精神。但革命意识形态推向极端时,酒神精神将从其非理性一面喷薄而出。     

似是而非：两个“为工农兵”时期的文学

分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至建国前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和＂文革＂前17年文学的特点,认为两者虽然都是＂为工农兵＂的,但是前者突出的是政策意识,后者突出的是历史意识;前者着意表现阶级关系,后者着意表现＂社会＂意义;前者一般地写出人物性格,后者有意识地塑造典型形象。因而前者显得浅薄,后者显得厚重。从总体看,后者的成就远远超于前者。     

从老孙头到亭面糊——谈周立波和工农兵文学作家政治视角下的文化潜意识

《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和《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是作家周立波政治视角下的文化潜意识所造就的文化人物.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特点是:政治外形,文化内核;现实表现,历史影子.周立波的政治视角来源于他的政治思想,其文化潜意识则来源于他对生活的了解和对人物的熟悉,是他深入生活的结果.在工农兵文学作家中,像周立波这样的作家其实不少.许许多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家,在以政治视角审察和表现生活时,都流露出了文化潜意识.以往好些论者称工农兵文学全是政治,这是不准确的.其实,完全是政治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并不多.     

我国农民收入来源与收入状况

论述了我国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及近二十年来农民收入组成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同时指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中国"三农"的无解、难解、必解与破解

“三农问题”中有些问题，按目前的认识水平，是无法解决的；有的问题，受条件限制，很难解决。但农村资源低效利用，县乡政权人员膨胀、机构臃肿，农村金融市场，社会保障，农民进城等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又非解决不可。破解的方法只有从打破“小农经济基础”开始，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人口向城市转移，同时进行，农村的繁荣不是没有可能的。     

中国农民个人消费函数模型

以《中国年鉴》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年期间的部分统计数字作为样本值,用线性回归方法估出农民个人消费函数不带时间标志的静态计量经济模型,以及带有时间序列的跨时期计量经济模型。希望对农民个人消费进行宏观预测和调控时提供计量上的参考     

当代中国农民的环境权

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在空前增进人类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环境危机.环境权正是这种环境危机和对环境危机反思的产物.国际社会为保护生态环境和确立作为一项新型基本人权的环境权,付出了持续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共识.中国自古就有敬天保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但在追求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亿万农村人口尚生活在有害的环境中.确立以环境权为中心的环保理念,尽快改变农村恶化的生态环境,确保每一个人生活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是当代中国一项十分迫切的时代课题.     

论超越审美的"工农兵"形象符号——《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研究

"工农兵"是《诗刊》(1957-1964)"工农兵诗歌"中极为重要的意象。创作主体以超越审美的方式对它进行重构与想象,并最终完成了合乎时代理性诉求的完美化"工农兵"形象的建构。符号化的"工农兵"形象,有效地参与到"十七年"民族文化和时代理性的重构过程之中。它既激发了人们对新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想象,又锻造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精神;既确证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既简化了人们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与接受,又让人们在虚拟的镜像中收获激情与快感。     

唤起工农群众:李大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主观上李大钊日趋科学的群众观以及客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双向需求决定了李大钊必然会选择以唤起工农群众作为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结合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现代化探究

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流动问题,以及素质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利益问题是基础.流动产生新的质素,成为农民变革的动力.传播、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