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与"别体"辨析

词在初级阶段和民间阶段 ,题材广泛。晚唐五代的“花间派”,把词带进了“艳科”的窄胡同里。宋人视《花间集》为词的鼻祖 ,作词多以“花间”为宗 ,论词多以“花间”为准。北宋苏轼 ,把诗文革新运动精神带到词里 ,还之以本色。南宋辛弃疾继之把苏轼建立起来的词风推到高峰。明清人受宋词和词论的影响 ,视婉约词为“正宗”,豪放词为“别格”。笔者认为婉约词有许多质量高的佳作 ,豪放词亦不乏思想性、艺术性皆高的优秀篇章 ,婉约和豪放是词的两种不同的风格     

主体精神与苏轼词诗化倾向

最早提出苏轼词诗化倾向的是陈师道.他在《后山诗话》中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以后王灼《碧鸡漫志》、陈应修《于湖先生雅词序》等都有类似的看法.为什么说苏轼词具有诗化的倾向,又是什么促成了苏轼词的诗化倾向呢?比苏轼稍晚的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专著《词论》中说:“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     

词的文人化和"别是一家"说辨析

词的文人化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看起来是矛盾的.柳永词的通俗化与苏轼词的"诗化"、"文人化",只能是北宋前期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文人词创作不够成熟的体现.但不成熟时期的词,感情流露是自然的、感人的.随着"文人化"、"诗化"的进一步发展,词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自己的《词论》和创作中极力倡导"词别是一家"说,她一方面阻止了词体在形式上进一步向诗靠拢,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词在文人情趣方面的纯粹性.应该这样论断:李清照的词论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词的"文人化"、"诗化"理论,既是一种补充,又是一种发展.     

试论北宋词学批评中的诗词分体意识

北宋文人延续了花间词人“诗庄词媚”的词学观念，以婉约为正宗的主流创作思想在词学批评领域的集中反映便是诗词分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和对传统词风的维护与坚守。虽然一代文豪苏轼力主词之诗化，开创豪放向上一派。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论认可。     

金代词话批评视野下的苏轼论

金代词话批评视野下的苏轼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即创作主体论、创作特征论以及词史地位论。在创作主体论维度，词论家们肯定苏轼的才华与品行，并为苏轼之误进行辨正。在创作特征论维度，词论家们主要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和词作的创作技巧进行论析。在词史地位论维度，词论家们主要从学者品评和词体发展两个方面论评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金代词话对苏轼的论评从不同的视角将人们对苏轼的认识进行了深化与完善，为更好地把握其人其作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论苏轼的豪放词

苏轼的豪放词,在中国词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苏轼豪放词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他的独特的个性性情,其次与他的词学理念及他的词的创作主张有关系,同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必然产物。苏轼豪放词的总体风貌特征,可以用“豪放”、“旷达”概括。苏轼豪放词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是打破了“诗庄词媚”界限,“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提高了词的境界;其次突破了词的声律的束缚,真正实现了词体的大解放,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第三,对词的语言进行了革新,“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清新韶秀见长;第四是抒情言志,自我形象超逸,个性分明。     

师承东坡 技道两进——论秦观与苏轼词风相似之作

秦观居苏门四学士之首,深得苏轼赏识。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词的创作上,秦观走的不是他老师的路子,词风迥异苏轼而近似柳永。因此,历来秦柳并称。那么,秦观既为苏门学士,其词为何多学柳永?对此,笔者认为,秦观由于个性、气质与苏轼存在着差异,也由于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秦词不可能呈现出与苏词完全相同的面貌,但秦词不仅受过柳永词的影响,更深受苏轼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比较分析秦苏词风相似之作,深入探讨秦观对苏轼词风的继承,有助于我们对秦词的全面了解和评价。     

略谈秦观词的艺术特色

秦观(公元1049——1100年)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北宋著名词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没有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而是沿袭了柳永的婉约风格,被誉为“婉约之宗”。秦观词的题材内容狭窄,情调比较低沉,但艺术成就很高,对后来的周邦彦、李清照影响较大。现概述秦观词的艺术特色如下:     

"以诗为词"与"北宋党争"

“以诗为词”的缘起,是涉讼已久的一段公案,各家之说莫衷一是。章以北宋党争为视角,从党争与词的言志功能的获得、党争与词的内质变化、党争与振兴词格三个方面,对“以诗为词”这一学现象做了新的论析与评价。     

仁政思想与文学风格的传承——从《刑赏忠厚之至论》说起

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学及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当中,一位是倡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领袖,一位则是代表着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坛大家。二人推崇古文,提倡仁政治国,关系紧密,私交颇深。而苏轼的一篇科考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则是他们彼此相知的“契合点,”体现欧阳修与苏轼在仁政思想和文学风格(散文方面)等方面存在传承关系。     

略论历代对花间词的评价

自花间词诞生后,其在词史上的价值被词学家开始关注。宋代文坛上,词学家多赞誉花间词的体制精巧、格调优美等,同时,也有人指责其属于艳情词,有害于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发挥;金元时期,批评家直接指出花间词是亡国之音,此时的文人也有推崇花间词的,说其能婉转地表现情感,实质是尊崇词体文学;明代文坛,推崇香艳的审美风尚,词学家对花间词的评价认识在此时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词学家从花间词的字法、句法、格调、意境等方面对花间词进行整体研究,进而极力推崇花间词的创作模式;清代词坛上,词学家继续延续明代文坛对花间词的认识,其中陈廷焯评其"沉郁"、况周颐评其"穆境",是对花间词给予高度的肯定。     

“凤林书院”词人群体略论

本文以宋末元初江西“凤林书院”词人群体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考察他们的个性气质和词作风格后 ,认为他们在异族入侵、家国沦亡的时代危机前 ,忠节自励 ,并以词记录他们奋起抗争的心路历程 ,张扬“诗词同理”的词学观 ,词作表现出凄凉感伤的审美特色 ,使诗词传统主题得以升华和拓展 ,获得了极高的美学价值     

贺铸《东山词》词牌改换新名现象探微

通过对贺铸200余首词作调名的具体分析，并和张辑的改调名现象加以比较，说明贺铸喜改调名的原因在于想要恢复词牌名实统一传统，这一作法体现了贺铸的词学理想。     

简论晏几道与“以诗为词”

本文在考察分析“以诗为词”变革的内涵与演进历程后认为 ,参与和推动此一变革者不仅有范仲淹、王安石和苏轼 ,也有晏几道。晏几道宣称要追承汉魏乐府传统 ,遵循“感物而作”的诗文创作规律 ,在词学观上表现出以诗的精神和趣味为指归的倾向。同时 ,在创作实践中他也多向诗体学习借鉴 ,以词抒写情性怀抱 ,倾吐心志感慨 ,创作态度严谨庄重 ,创作技法诗化。尽管还难于达到苏轼的高度 ,但其对“以诗为词”的尝试和开拓之功同样不可否认和埋没     

论晏殊寿词的独特之处

寿词作为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应用文体,受到形式、内容和对象的限制,决定了其庸俗的一面。北宋词人晏殊有30余首寿词,虽不能避免寿词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晏殊以其极高的才情和敏锐的洞察力,使其寿词带有独特、创新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在寿妻词中流露的真挚情感,以乐景衬哀情,善用秋景作陪衬的写作手法几个方面。     

北宋“以文为诗”观念及其对词与书画的影响

“以文为诗”的新变与北宋经学、词与书画等领域的新变异体同质,都是北宋思想文化革新的产物。北宋士人的新文化理念,施于经学则是独具特色的“元祐新经义”;施于文则接续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施于诗则打破自《诗经》以来“以诗为诗”的诗歌传统,代之“以文为诗”;施于词则是打破词的乐体本质与“花间宗风”,“以诗为词”,成曲子中缚不住的士大夫之词;施于书画则是打破晋唐以来“尚法”的书画之风,成“士人书画”一体。     

论黄仲则的《竹眠词》

清代黄仲则《竹眠词》题材丰富,特色鲜明,真挚动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以真率之笔抒写不平之鸣的感怀词。爱情词也颇为人称道,具有抒情对象的模糊性与恋爱情节明晰性的特点。黄仲则词在创作风格上是豪放与婉约兼具。黄仲则词在清词和整个词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语助词"正讹

“语助词”是传统的语法概念,形成于对先秦经传注释的语法研究中,并为古今学者广为使用。然而,“语助词”这一提法似欠准确,其原因有二：一是“语助词”概念是传统“辞”、“语助”、“语辞”等语法概念误解的产物;二是“语助” 不是词,故不能称为“语助词”,而应该将其称之为语言中没有实际意义的语音符号。     

试论李后主词之“变”

作为研究李后主词之“变”的基础 ,该文首先探讨了后主之前词坛的状况 ,其后 ,探讨了后主词之“变”的契机及表现。最后得出结论 :李后主词之“变”的本质 ,在于它将历代诗歌言志述怀的传统引入了词体 ,从而将词引上了歌咏人生的途径。     

论南社诸子对词境的开拓

南社词在中国词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南社处于新旧文学观念激烈碰撞的时代,其词学创作不仅有重传统的一面,也有革新一面。对词境的开拓即为其“新变”之一。南社诸子承担起了“词界革命”的重任,他们对词境的拓展主要表现在新思想的抒写与新题材的表达两个方面。这是最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