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画“不求形似”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究

苏轼正式提出了文人画的概念,书画结合中追求自我情感和"不求形似"的表达,文人画"不求形似"的理论呼声随着文人画家队伍的不断壮大愈来愈高,更多的文人画家在创作中躬身践行。元代是文人画发展兴盛的特殊时代,更加追求"不求形似""逸气""意趣"、自我情感的抒发,但"不求形似"理论的崛起、高涨和实践却不是同步发展的。     

《浣溪沙》的创新教学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苏东坡对王维诗画的评论。苏轼本人的诗画作品,也具有这种鲜明的特点。其实,不只是王维和苏轼的作品如此,诗情画意的统一是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形象的反映,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总是呈现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形象美、构图美、色彩美和线条美。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说:“作家必须看见所要描写的对象。”同样,语文老师必须让学生看见文中所描写的对象。老师要使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联想、想象等形象思维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语言积累,还原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形象,使语言文…     

象征手法的认识及运用

象征是一种重要的文艺表现手法。其特征是:作者要表达的旨意不直接道出,而是寄托在所描写的事物上,通过对特定的“物”的描写、抒情、议论含蓄地表达出来。象征包括象征体、本体。二者始于形似,止于神似;也可不拘泥形似,着意于神似。如火炬象征光明,白色象征纯洁;松树象征共产主义风格,白杨树象征抗日军民等。象征手法的运用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随物赋形 姿态横生

苏轼《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四句诗,从宋到清以至现在,论说不休。其实,所谓“论画以形似”,并非不要形似,只不过说,如果只以形似来论画,那未免所识不深,而有些幼稚了。苏轼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倪瓒的绘画美学思想

倪瓒的绘画风格以简取胜，创有极富特色的一河两岸三段式的构图，表现出一种极其萧疏空灵、天真淡雅的意境，也形成了他独特的绘画美学思想。本文主要从他提出的“写胸中逸气”、“不求形似”以及“平远三段式构图”来探究其绘画美学思想。     

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看苏轼的两个精神维度

苏轼在《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通过对黄州山川风物和历史典故“扭曲变形”的描写,隐含着他对政敌的蔑视;对“变”与“不变”关系的阐释,又和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行为相背离,这种“言不由衷”体现出苏轼人格的高尚。     

"神似"与"形似"--从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看其书画观

苏轼为北宋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他主张诗歌和绘画中以“神似”为主，“形似”次之，着重表现出创作主体的精神。     

谈苏轼的绘画观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绘画虽不是他的专长,但是,关于绘画的理论,其影响是深远的。他认为绘画要有诗意,应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情。他反对因袭前人的一些陈旧方法,反对纯客观地模拟自然,提出了“论画以形似,     

苏轼画论与宋画中的迷局——绘画的沉思与沉思的绘画之四

苏武的绘画思想散见于其诗文题跋以及一些零散的言论中。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只收了他一篇《论传神》。研读苏轼的那些有关绘画的诗文题跋以及零散言论,我在赞赏他对绘画艺术的真知灼见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不同时间、场合的一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在我看来,苏轼绘画思想存在矛盾这并不奇怪,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或略而不论才值得奇怪;因为这些矛盾之处极有可能隐藏着反映苏轼绘画思想和宋代绘画具体情况的重要信息。 综观苏轼画论,其主要看法有以下几点: 区分文人（士夫）画与众工（画工）画。如“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毛皮……”“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这些言论中对士人画与画工画作了明确的区分对比。 推崇士人画,贬低画工画。主要理由是画工画拘泥于形似,“无一点俊发”,在对对象的把握上或能“曲尽其形”,不能掌握其“常理”。 在创作意态上,反对拘于物象,描头画角,提倡直抒胸臆,流露真性情。他在《自题郭祥正壁》诗中现身说     

试论倪赞的绘画艺术

元代山水画是继宋代之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又一高峰，尤其是“元四家”中的倪赞，不论是在山水画的章法、笔墨技巧上，还是他提出的“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对中国人画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倪赞在其自身的绘画创作上始终与其高洁的紧紧关联，是中国画史上“画品如人品”的典范。     

苏轼与米芾交往述评

米芾是与苏轼有着长达二十年交往的宋代名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和学家，他以为人疏狂，不合流俗称，但对苏轼十分尊敬，师事之甚谨，是苏门的成员之一，本根据有关资料，对米芾的出生年代，定居地点，仕途经历作了辩证，对西园雅集的真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分析了苏轼与米芾关系密切和感情深厚的原因。     

元祐六年后的苏、秦关系及其他——试论秦观《踏莎行》的曲折寄托

元祐六年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析表明，秦观作于绍圣四年春天的那首名的《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其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友人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曲折表白。     

苏轼词中的仕隐矛盾与自我化解

仕隐矛盾是困扰苏轼人生的一大问题,也是其词中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在此二难选择中,苏轼既执著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又始终怀有强烈的的归隐情结,并最终以“心隐”的方法对这个心理问题进行了自我化解。     

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影响比较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轼贬寓惠州后的思想、人格和业绩都要比韩愈贬寓潮州强。可是,韩愈贬潮后的影响却比苏轼贬惠后的影响大得多。原因是什么?文章从苏轼对韩愈的推崇、遭贬后的地位、韩愈维护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后世历代官员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事实的结论和历史的结论。     

对《前赤壁赋》感情基调的重新认识

人们给《前赤壁赋》定的基调,一是旷达,二是消极,于是就形成矛盾。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所谓旷达在《前赤壁赋》中其实只是一种自我解嘲的牢骚话。苏轼任何时候都"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他也从来不逃避现实,因此也就谈不上"消极",更没有什么世界观的强烈矛盾,只是我们的误解而已。     

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缘由

北宋时,陶渊明的地位被推向了顶峰。苏轼在时人的感召下,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感识。他平生尤其是晚年之所以创作大量的《和陶诗》,源于其与陶渊明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两人都曾胸怀大志,关心黎民百姓,希望建功立业;都是感情丰富、注重情趣之人;在挫折中都能表现出达观的人生态度;都具有真率自然、不拘一格之性格;都具有共同的诗学观点。但苏轼的《和陶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拟,其中既有对陶的认同,也有对自身精神的一种超越。     

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论“东坡文化”对于学校教育理念的启示

苏轼在其一生的为学与治学生涯中,始终贯彻着明道宏德、志存高远的道德教育理念,因材施教、不拘一格的专业教育理念,以及求真务实、学以致用的实践教育理念,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今的学校教育理念有着诸多启迪意义。     

对《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之观照

本文继《“故国神游”尚不宜下“确解”》而运用以苏注苏之方法，认为可以确解为苏轼神游故乡，亡妻王弗多情而惊怪其早生华发。表现苏轼之“不思量，自难忘”也。     

禅学与文学意趣的会通——“游戏三昧”与苏轼诗歌

“游戏三昧”本身是一个禅学意象,它所指涉的是一种获得禅定或者禅悦之后精神上自在欢愉的圆融境界。东坡诗作被形容为“游戏三昧”,是对其灵活技法和禅学意味的概括。东坡诗作中体现出了对禅味的体会,其人本身又了知般若空义,深悟实相,这将助益他到达“游戏三昧”的境界。“游戏三昧”对自在性的突出,使得自在成为法则之一。同时在宗教层面上,内化的戒律成为其规范法度。相似的,东坡诗在自在无碍之外,也因“致道”与“以意摄文”观念的约束,而没有产生芜秽的弊病。自在与法度,是“游戏三昧”意会通禅学与文学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