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领导体制的演进

为了适应政治任务的要求和环境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体制实行了两次重大调整和一系列局部调整，最终形成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它的形成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为提高党的执行能力而进行的。     

论钱玄同的中西文化观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轨迹。他主张“欧化”、“世界化”，主张民主、科学，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他始终坚持“五四”精神和反帝斗争大方向。其中西文化观的不足之处是空疏和偏激。     

舒芜先生《“国学”质疑》之质疑

国学何辜？说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也很难说完全与事实相符。保守,未必就是价值贬义,那些主张国学的人,也未必就抗拒民主科学;这正如声称民主科学未必就真的科学民主一样。五四时期的梅光迪、胡先、吴宓等都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发展

遵循邓小平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事业,对民主和法制建设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其中,江泽民同志的许多重要讲话、文章和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上关于“依法治国”概念的科学界定,都体现了他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坚持和贯彻。不仅如此,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讲话、文章所凸现出来的法治思想,更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 一、江泽民提出了“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科学论断是在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江泽民坚持了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     

社会转型时期党必须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

社会转型时期我党必须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这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由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决定;总结我国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得出的结论;总结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强调了高级社会形态与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反差”;领导阶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内、外部的“比差”;倡导民主国家性质与民主实际发展水平的落差。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验教训强调要避免“三化”,即防止左倾“僵化”,右倾“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宗教泛化、邪教组织政治化。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决不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他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的民主建设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主线.     

邓小平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开始对此进行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提出“党政分开”的著名论断，其目的是要建立高效有序的政治运行机制，把我国的领导体制纳入到现代化轨道。通过政治改革的实践，他的探索对我国的领导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求"真":科学思潮对"五四"小说创作的导引

科学是“五四”时期新思潮向传统势力宣战的两大旗帜之一。“真”是科学的本质，科学思潮在当时强大的渗透性与潜在的导引作用以及“五四”文学先驱对科学的崇奉使得“五四”小说家在创作中注重于对“真”的展现，即求“真”。写实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小说均是如此，只是二者对“真”的追求在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     

“实践哲学”和“生产力哲学”的比较研究

“实践哲学”和“生产力哲学”的比较研究胡义成世界上的任何革命性飞跃，包括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以某种哲学革命为伴随物的。我们党七千多年来，在实践上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在理论上则是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其标志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陈独秀全盘性反传统文化辨析

有的学者认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而在许多五四人物中,陈独秀又是一个“全面性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的主要代表。本文试图通过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法的分析,说明陈独秀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提倡自由、平等等等西方学说,但他并没有要把传统文化打倒,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     

坚持民主和科学 反对专制与迷信——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六十年前,北京天安门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促使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又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1915年9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宣传,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展开猛烈的进攻,揭开了五四文化革命的序幕。当时所谓“民主”,系指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所谓“科     

对楚文化的反思

文化,文化学,文化史,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引起热切关注的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以至被公认为东方文化代表的文明古国,真正带着理性的眼光认真地审视、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却只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第二次就是现在。这两次审视的诱因可以都归结为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但审视的情况不尽相同:五四时期所进行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而猛烈的批判,而且今天我们决不能说这样的批判是浮泛     

制度建党：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学习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体会

本文通过对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新时期“着重从制度上建党”的理论，阐明注重制度建设问题，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并论述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从而指出，制度建党，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

什么叫新文学?意思就是和传统文学不同,和传统文学对立,有反封建的很重要的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它的历史意义就是体现了中国要求现代化。什么叫文学革命?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语言就是白话,现代人的思想就是民主主义。这样,自然要求学习外国的东西,追求新的东西。过去的传统包袱沉重,一定要打倒它。所以强调学习西方,接受外来影响是必然的。这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精神相一致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文学上提倡近代现代的民主主义,注重个性。这就是要求同旧的东西决裂。“五四”时期很少有人提倡学习旧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是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及其思想领导浅识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翼。它同“五四”文化革命一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毛泽东同志曾对这个革命运动,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世界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五四”时期的爱国精神,反封建精神及理性主义精神在今天仍然闪烁光芒。继承“五四”爱国传统,弘扬“五四”精神,召唤民主与科学,是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伟业,是中华民族跨入21世纪的时代需求。     

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

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使得他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也有着不同的思想内容与“领导”方向。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可分为三个认识阶段：“两种可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二次革命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一气呵成论”领导地位认识阶段。     

两句话四处错误

第一,句中的“名字”该指谁?很显然应该指“邓小平”,但从这两句的结构来看,则指的是“邓小平以及他的……理论”。看来,这是作者既想强调邓小平,又想强调邓小平同志的科学理论,结果两层意思混在一起造成结构杂糅,以致主宾搭配不当。第二,即使“这就是邓小平,以及他的……”这个句子成立的话,那么,句中用了连词“以及”,则“以及”之前不再用逗号。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对孔子的选择

长期以来，人们或者认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孔子的评价带有“主观随意性”，或者认为“五四”否定孔子是错误的，而郭沫若对孔子的崇高评价是科学的。这两种对立着的观念都只看到了郭沫若对孔予以及儒家文化崇拜的一个方面，而没有从两者的内在联系上深刻把握郭沫若对孔子选择的价值意义。郭沫若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认同，是他生活体验的选择、文化创造的选择和国学研究的选择的结果。     

谈实现领导问题──关于民主、领导、管理的关系

实现领导的真谛是民主、领导、管理的辩证关系问题。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过程中，民主是基础，领导主体自身建设是核心，管理则是根本途径，要实现领导，三者缺一不可。所谓实现领导，从政治上看，就是被领导者自觉确认或自愿接受领导的实施、领导的主体地位与领导主体组织和支持人民“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的统一。实现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民主，而管理是实现领导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