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传奇的秘密

陈寅恪在课堂上用他的江西口音讲隋唐和魏晋南北朝史，既不看书也不看讲义，张口就引各种古书中的某一段，果真是博闻强记，确有“信口开河”、不用任何教学大纲的本钱；钱穆与雷海宗好像在打擂，同时开讲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一套理论体系，学生可在二者中任意挑选；陈受颐的西洋史讲了一年连古埃及都没讲完；向达的印度史两个学期其实只讲了中印关系史；一个年纪稍大的学生总在金岳霖的逻辑课上与他抬杠辩论.     

马歇尔大法官与杰斐逊总统的一段公案

自立宪建国起,美国法官与总统明争暗斗屡见不鲜.其中最早的当数19世纪初马歇尔大法官与杰斐逊总统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在美国历史上被一再渲染,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法治和民主的冲突.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史家也常常不能保持中立,或者“贬马扬杰”,或者“赞马抑杰”,将自己的立场和情感偏好倾注其中.甚至连远在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在论述两百年前美国这段公案时,也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已故的中国美国史专家刘祚昌先生的晚年大作《杰斐逊全传》也未能免俗.     

为文化筑路工修史——评《中国编辑史》

历史学家为各行各业都编写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后也为自己写下了史学史;编辑人员为各类著作家编成了专著,却总是忘记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近年来,文化史成了热门,文化史的著作出奇的多,连《中国娼妓史》都翻印了三万二千本,现在我们终于也看到了第一部《中国编辑史》,虽说印数还不到娼妓史的十分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福申副教授,以十年的精力完成了这一开创性的著作,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他授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史填补了一个空白,为中国三千年的编辑事业梳理出一条脉络来。我知道,姚福申君在编写这本《中国编辑史》的同时,还写了许多有关的专论。书中     

从民族主义中拯救历史

教科书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关系中非常容易引发人们激情的议题，以至于连本来藏在书斋中的历史学者们，也不能不加入进来。最近，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组成了编写委员会，共同编写出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建构与阐释:宋代文明与知识生产——《宋代出版史》评析

《宋代出版史》基于宋代文明视域,对宋代出版及其知识生产做了学术建构与阐释,该书既是宋代出版史、媒介史、技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古代出版史、媒介史、技术史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基于国际学术视野,对宋代出版史做了系统、全面、深入的历史研究,揭示了其物质、技术、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诸层面之意义.     

浅谈建立西夏档案文献中心的必要性

两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丰富、整合西夏档案文献资源,建立一个"西夏档案文献中心"十分必要. 一、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数量稀少 公元1038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回鹘等民族在内的封建国家政权,因其地处祖国疆域西北部,故史称西夏.从夏景宗元昊称帝到末帝睍亡国(1227年),夏共传十主,历时190年.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奄有今宁夏伞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在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于祖国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元灭西夏后,没有一部足够分量的西夏纪传体专史,连<二十四史>也独缺西夏史,致使公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系统整理而以致愈来愈少,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中国古代阅读理论研究新进展——评《中国阅读通史·理论卷》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其著作《阅读史》中写道:“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1] 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随着书籍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开始关注读者在书籍阅读历史中的作用,阅读史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罗马大学、爱丁堡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有关阅读史的课程,同时,一些国际性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始开展阅读史研究工作,如作者、阅读、出版史学会和国际阅读协会下面的“阅读史研究小组”等机构.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西方阅读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     

寻档笔记:“团一大”秘史

正追寻红色革命足迹,挖掘革命历史档案文物,再现革命志士为心中梦想执着求索的情境,是党团史工作者们的不懈追求。2013年下半年,为了对"团一大"历史的些许谜团进行探究,填补广州青年运动史的一些空白,在广州共青团的推动下,我随广州青运室连莎主任等一行前往南京、杭州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挖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历史档案资料。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史比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与范式创新

中国新闻史(新闻传播通史、思想史、断代史、区域史、专门史等)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成就最大、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但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实际上,新闻传播史的分期,究竟是沿袭政治史、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传播活动自身发展规律加以划分,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涉及到研究者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目前最突出、呼声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突出新闻史的本体意识,即突破将新闻史完全依附于中国政治史、思想史而迷失了自我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     

大学生口述史采访工作论析

大学生口述史采访是指由大学生作为采访人,应用新闻采访和口述史研究方法,选取特定人物作为采访对象,围绕采访对象的生平、事迹、职业、技艺等展开访谈,最后将访谈内容进行整合,形成采访报告的过程. 大学生口述史采访工作的发展现状 当前,大学生口述史采访工作并未得到普遍重视,只是在部分高校开展得较好,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香港大学等.这些高校结合自身的研究专长和校址所在地的特有资源,做出了“白杨记忆”“泥人张”“城市史”等相关精品项目.大学生口述史采访工作大多集中在历史学院,即基本上由历史学专业学生参与,并未向其他学院其他专业广泛铺开.华南师范大学做得较好,成立了专门的口述史协会,全校各专业学生都参与在内,分工不同,各司其职.     

回顾民国时期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研究

1909年图书馆史研究开始,到1949年图书馆史研究逐步深入,成果可分:论及图书馆史的综合性著作、通史性论文、地区和断代史论著、专题研究论文和资料等.作者对民国期间这些研究成果作了评价.     

三种世界概念下的“中国著作权法”——“中国著作权法”百年演进的法哲学考察

“中国著作权法”涉及三个著作权法史的时间概念:300年的人类著作权法史、100年的中国著作权法史、20年的新中国著作权法史.这三个著作权法史时间表征了“中国著作权法”两个概念维度: “著作权法”概念与“中国”概念.本文从“不变”与“变”两个角度分别阐释了“著作权法”概念与“中国”概念的要义,并指出,有三种世界概念支配了我们对“中国著作权法”概念的理解.     

试论出版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

出版史是编辑出版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专史,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下属学科有图书史、报刊史、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翻译史、版权史、装帧史等,有的分支学科基础雄厚,成果较多;也有的分支刚刚起步,基础较为薄弱;还有的领域至今仍是未开垦的生荒地.     

考察社会文化历史的新视角

人类阅读交流互动提升社会文明.一个人一生的阅读史,构成他与社会的交流史、思想的成长史、精神人格的发育史,更是他的认知进化史,对个人一生的思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一个时期的阅读倾向和潮流,构成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发展史、思想交流史、认知创造史、文明传承史.正是一个个翻腾、跳跃的阅读小溪,构成了社会阅读交流的汪洋大海.     

希冀中国档案文化史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档案事业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教育部批准立项的《中国档案事业史》包括有“一库”(知识库)“三史”(《中国档案史》、《中国档案管理史》、《中国档案学史》).本文对“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以及少数民族“三史”的总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于《中国档案文化史》的编写,提出了要继承已有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考古学、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成果的建议.     

可喜的“第一本”——评陈培爱《中外广告史》

这个世界在变,中国的情况变化更大,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的主流。商品的丰富唤来了这个花花绿绿的广告世界,雨后春笋般的广告业已急需高层次的广告人才,于是大学纷纷开设广告专业。对于讲授这门课的老师来说,这是件很难的事:不只是解放后我国大陆还没有出版过系统的广告史类书籍,连此类的研究文章也极少见。于是钻故纸堆,其中的艰辛姑且不说,重要的是怕误了那些莘莘学子。这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广告史著作何时才能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来新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学家.研究领域涉猎历史学、文献学、目录学、方志学和图书馆学多领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从历史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学三个维度对中国近代的图书事业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总括性论述,首开三史合一的先河,将中国近代书史、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三史熔为一炉.     

林纾治史特点略论

林纾,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曾从事治史活动二十余年.其以文人身份治史,自然有其独特之处.同时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林纾治史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对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延续传统文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假设与学科边界研究

1986年《阅读史初阶》的出版,标志着西方阅读史的首次正式界定,与之有关的多方面的理论假设层出不穷.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西方阅读史的学科疆域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对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假设、方法论陷阱、学科任务、基本问题加以厘清,并阐明其学科边界设计,尝试对西方阅读史进行学科软边界建构.希图促进对20世纪以来西方阅读史学科理论的了解,也为中国阅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对推动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师生和相关部门专家学者,是研究的基本力量.20世纪最后10年的地方出版史料编纂,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社史研究,以及编辑出版人物研究、出版史料汇编,硕果纷呈,使"两史"研究进入崭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