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谷诗宋代三家注的历史解释

在宋代注重历史解释的学术背景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来解释黄庭坚诗。三家注都将《山谷集》三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并对作品的系年作了精审的考证,史容还纠正了黄的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三家注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山谷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论山谷诗的典故符号

黄诗选材,用典赅博,仅就任渊在《山谷内集》（715首）注中所指出的典籍统计,就有四百多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黄诗用典范围之广及典故出处之僻,山谷诗的这个特点,除主观原因外,与诗人客观条件有关,即由于印刷术的演进,宋朝的文化典籍比前代更为普及,本文对山谷诗用典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     

二十年来《清诗纪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诗纪事》是钱仲联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20年来学术界对《清诗纪事》与中国诗歌＂纪事＂系统、选诗与注诗、诗家与条目的编排等方面常有评论。同时,对《清诗纪事》中的诗人小传、诗作乃至文字与标点等进行纠误补阙,力求使之精益求精。     

论黄节与《阮步兵咏怀诗注》

黄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爱国志士、诗人、学者,笺注了大量魏晋六朝诗歌,《阮步兵咏怀诗注》是黄节的经典注释之一,学术价值甚高,成为阮籍诗歌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本文先分析黄节先生的笺注动机,了解其人其学。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其笺注渊源、体例与方法,并总结归纳其笺注特色,从而窥晓黄节先生《阮步兵咏怀诗注》的学术价值所在。     

钱曾《牧斋有学集诗注》注释问题举隅

钱曾《牧斋有学集诗注》对钱谦益《有学集》的用典作出了详密而准确的注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历史上较为著名的诗歌注本。但也存在误注、缺注和失注的问题,误注有穿凿附会、误引书证、误解诗意、误解典故、不知有典等五种情形。缺注虽有注释,但并不完整;失注是该注而未注。三种情况在古代诗歌注释的实践中有一定代表性。     

“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气”应作何解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将陆游《书愤》中“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气如山”注释为:“积愤如山之重。诗人目睹北方大片山河被金人占领,而南宋王朝不图恢复,故有此语。气,悲愤。”玩味再三,总觉此注不妥。诗题为“书愤”,但诗人并非落笔就抒怨愤之情。     

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

本文是对钱钟书先生于《山谷诗》任、史二注所作的补注的读解。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来读《山谷诗》任、史二注，发现了其许多长处，也发现了其许多疏失。     

从城父地望看《史记》三家注中的地理资料

《史记》三家注中有丰富的地理资料,由于注释体例不一,也不主于一家之说,三家注中关于地名的注释往往是非莫辨,地望难明,而当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亦因此多为人所忽略。《史记》“城父”三家注的注释即属此类。通过穷尽搜罗三家注关于城父的各条注释,分析三家注注释地名时产生混乱的原因,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三家注注释地名的特点,以便有效利用三家注中的历史地理数据。     

对陈永正《黄庭坚诗选》注释的意见

注古人诗不易,注山谷诗尤难。因为他读书广博,用事深密,诗有历古人六七作的。幸任渊、史容、史温早已为它作注,其中任注较胜,为读者扫除了不少障碍。但离今人对作注的要求还很远,只可供今人重新作注的参考,不能原封不动地搬用,今人于注释字句外,还当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对作品进行分析,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而予以取舍。由于今天一般知识青年的古典文学修养不深,注释要特别加详,最好能译成现代汉语。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永正《黄庭坚诗选》(以下简称陈《选》)注释比较详明,并两句或四句联起来进行今译,这就给了读者很大方便。但其中也有不够妥当之处,特把我的不同理解作为商榷意见提了出来。     

对五家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的再质疑

迄今,注释郭沫若旧体诗词的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纪游诗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和《郭沫若楹联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对于五家注释,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提出了某些不同意见。兹综合近向研究所得,撰写此文,再向诸家求教。如一得之见可取,幸甚,倘倒白为黑,识者正之。     

从诗文酬唱看苏轼与黄庭坚的非凡友谊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袖,黄庭坚为苏门学士并开一代诗派。师徒之间诗文酬唱频繁,友谊非凡。从他们大量的酬唱诗文来看,二人之间的友谊体现在他们生活志趣以及人格理想上的相知相通,诗歌艺术上的交流切磋、争奇斗巧和宦海沉浮,人生遭遇中的勖勉与慰藉等方面。     

西昆体与欧王苏黄

西昆体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唐音”到“宋调”的转变。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诗人都和西昆体关系密切。欧阳修早年是西昆诗人,他和钱惟演、晏殊交往较多,今集中尚存有不少“昆体”诗;王安石虽反对西昆体,早年亦学西昆,晚年“半山体”小诗更与西昆体渊源颇深;苏轼不但写西昆体,还对杨亿表示仰慕,更把钱惟演的轶事作为典故用进诗中;黄庭坚早年已学李商隐,其诗虽与西昆体不同,但在用典使事等方面化用了“昆体工夫”。     

试论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

黄庭坚为江西诗派鼻祖,以宗杜为主,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李白的喜爱和欣赏,他是宋代诗人中学习李白较为突出的一位,其今存的诗、词、文中歌咏或评说李白的材料多达22条,其中词1首,诗5首,文16篇。书法家、诗人、学者身份的黄庭坚对李白的接受和继承,在整个宋代李白接受史上具有较为独特的意义。     

宋本方昕《集事诗鉴》考论

宋人方昕的《集事诗鉴》是一部以宣扬封建家庭伦理美德为主要内容的咏史之作,与另一宋人袁采的《袁氏世范》合刊而流传至今。此集不仅在古代孝悌文化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认识意义,在版本文化等文献方面也颇具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情伦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苏轼与经学

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义理，苏轼亦如此。他解经特别注重经典的原义并突出个人的见解，并以长于议论、言简义明、机智雄辩、曲为譬喻和联系时世的阐述方式深为学者叹服。他的经学思想具有民本思想的性质，所以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以致理学成为中国统治思想后，苏学的学术价值被埋没了。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宋学的文化意义时，不难发现苏轼经学思想的光辉。     

《十一家注孙子》宋代注家成书考

梅尧臣、王皙、何氏、张预是收入《十一家注孙子》的四位宋代注家,其注释成就受到后世的重视和肯定,但对四家的成书问题,历来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对史料探赜索隐,廓清了学界在四家成书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论证了《十一家注孙子》对四家排序的正确性。     

论任渊《山谷诗集注》的释意

《诗经》的毛传、郑笺、王逸的《楚辞章句》都注重解释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含意,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开创了释意的传统。宋代任渊《山谷诗集注》继承了上述传统,并克服了李善《文选注》＂释事忘义＂的缺点,结合作诗的背景,考证诗歌的本事,从而解释了黄庭坚诗歌中的典故与比兴意象的含意。作为＂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较早产生的作品,任渊重视释意的注释思维及其释意模式对宋代诗歌注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从传播看黄庭坚词在宋代词史上的地位

黄庭坚的词史地位是在其词传播接受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的。两宋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方式共同促进了黄庭坚词的广泛流传:北宋时期,词人作词主要用于宴饮场合,配乐而歌,黄庭坚的词作通过歌妓传唱而名震一时,时人对其词的品评也多从本色当行、声律谐美方面评点;南宋时期,词这种文体成为走上纯文本的案头文学,黄庭坚的词作经词集刊刻、词选择录和词话点评而传播久远。     

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兼与曹宝麟教授商榷

苏轼推重蔡襄书法为“当朝第一”并不是为了维护恩师。苏轼经过广泛的比较,认为在宋初书坛无人可与蔡襄抗衡。苏轼本人有意自屈,亦未标榜自己。黄庭坚、米芾由于书法晚年乃善,苏轼没法对二人书法作出新的评价,对书坛格局给出新的排序。苏轼推重蔡襄书法还与蔡襄人品及二人书学主张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关。     

黄庭坚谪贬宜州期间交游研究——以黄庭坚著述为中心

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谪贬广西宜州期间,与地方人士广泛交游,来往频繁,交游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剖析黄氏与地方人士交游的驱动力量,既有黄氏应对人生低谷,寻求社会支持的主动心理调适,也有宋代士人"择士与游"的文化传统,以及"崇文抑武"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