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朝往来诗叙论

中朝两国的友好关系,据朝鲜史籍记载,开始于纪元前十一世纪的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是为后朝鲜,教民礼义田蚕织作,设八条之教。”他仿效商代的田制分配土地,这个田制因此被称为“箕田。”他还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使朝鲜的社会经济有了发展。周武王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了。箕子在平壤传了四十多代,直至州鲜王準时才灭亡。在这     

济南名士左次修与张大千的一次诗画缘--张大千佚作朝鲜《箕子陵图》考索

张大千曾于1937年5月游历过济南,并通过济南书画名家关友声与济南名士左次修偶然相识。左次修曾欣赏到了张大千作于朝鲜的《箕子陵图》,并有《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诗一首。《箕子陵图》现在不知流落何处。画坛皆知大千先生在朝鲜的风流韵事,但是《箕子陵图》作于“七七事变”前夕,当时朝鲜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左氏《题诗》证实他曾作有《陵图》信息和《题诗》对《陵图》的阐扬,正好质证了大千朝鲜之行,虽然确实是为春红之情所牵,大千也确实风情过于常人,但有情未必不丈夫,他于朝鲜的风情之旅中,也未尝不有家国命运、中朝交往等历史与现实的关切和思考,并形诸画笔。     

箕子入朝与诗书传播

自箕子入朝,开始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传播,早期只有"教以礼义"、"八条"之教的社会生产、礼仪制度的记载。到了李氏朝鲜王朝时代,却出现了"教以诗书"这样选择性的历史叙述。这是与李氏朝鲜王朝建立与朱明王朝颁赐国号,推崇箕子文化的历史背景有关,也是他们推进朝鲜"诗书礼仪之邦,仁义之国"王朝建构中的文化整合的结果,从而也作用了朝鲜文学诗话以箕子开始的历史建构。     

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

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重要人物。《尚书》中的《洪范》不是伪作，而是箕子的作品。它既是商及商以前政治经验的总结，又是周及周以后政治哲学的基础。其中对五行、王道、天人关系的论述，对后代影响深远。《周易》爻辞唯一明确提到的历史人物只有箕子。箕子的《麦秀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之一。箕子对朝鲜半岛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两汉名碑注译——鲜于璜碑(二)

正【注释】[1]箕子之苗裔:箕子的后代。箕子:名胥余,殷代人,商纣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爵为子,故称箕子。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佯狂为奴,为纣所囚。周武王灭商,释其之囚,封箕子于朝鲜。[2]胶东相之醇曜:是胶东相能够光耀祖先的后裔。胶东,郡国名,治即墨。胶东相是胶东王国的相,从碑阴可知其名为鲜于弘。     

阴阳五行与二十八宿

阴阳五行学说出现比较早,最早提出五行学说的是《洪范》。《洪范》据说是殷商贵族箕子所作,文中说《洪范》是天赐给大禹的,是否属实不必考究,但《洪范》确实是极其古老的文字则不必怀疑。周武王克商,拜访箕子,请箕子参加自己的政权建设,箕子没有同意,但将《洪范》献给武王,成为武王建国的大纲。     

从《壶谷诗评》透视朝鲜诗家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还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他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了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乘桴浮海” “欲居九夷”考论

综合考察古今对《论语》的诠释,探讨并勾稽孔子＂乘桴浮海＂＂欲居九夷＂之语中长期尘封湮没的历史内蕴。从而,认定孔子之言,于假设虚语之中,蕴含着欲＂见贤思齐＂之意,即有鉴于箕子封于朝鲜、渡海推行其道的史实,而有志于作第二个箕子。如此,则现今研读《论语》,若仅就文释义地讲解＂乘桴浮海＂＂欲居九夷＂之语,而遗弃其深沉的历史内蕴,似乎难免于买椟还珠之嫌。     

从《壶谷诗评》透视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更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隋唐之际经略辽海地区的战争

一、辽海地区的历史回顾。我国东北地区历史上也称为“辽海”，大体即今辽河以东、黄海以北的广大区域。殷周之际／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①，中国人即已进人辽海地区，并取得了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战国时，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以其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②。这五郡中的前四郡当取之东胡，辽东一郡，则取之箕氏朝鲜，《魏略》云：“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自称为王。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秦开既破东胡，遂及朝鲜，取以为郡。秦灭六国，仍置辽东、辽西郡。“汉兴，为其远难守，…     

中韩文化交流及其在中国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反映

中国和朝鲜半岛在文化上的交流互润,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用“源远流长”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商纣王的叔父箕子“走之朝鲜”。这个传说,在《史记》、《三国遗事》等双方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曾提到朝鲜文皮。战国时期燕国的刀币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大量发现,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在朝鲜半岛南部庆尚南、北道,也出土过中国战国式的青铜剑。西汉初年,燕人卫满率部众东渡浿水(今清川江)入朝鲜。不久,卫满取代箕氏朝鲜立国,称卫氏朝鲜。那时候,中国的制漆技术传到朝鲜北部。在朝鲜西北部古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漆器,上面铭文有:“蜀郡西工”、“广汉工官”和“元始”、“永年”等汉朝的年号。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特产檀弓、班鱼皮、文豹和果下马等也输入中国。这些材料说明,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雄峙于朝鲜半岛北部,新罗和百济分据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及西南部。372     

从《焦氏易林》占辞看“公无渡河”的早期影响与原型

汉代《焦氏易林》释卦占卜之辞有与《公无渡河》的意象与主题相近相似者,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经比较、考察,《公无渡河》的本事当在先秦,《焦氏易林》以“成事”为占辞。《公无渡河》的影响先在于曲,又有后世的题材与主题的模拟延续,亦有误传的影响。《公无渡河》的吟咏与流传,在于朝鲜对箕子“被发为狂”“自投河”的强烈印象。     

“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新诠

《汉书·张良传》“表商容闾、式箕子门,封比干墓”,记述的是武王克殷后对旧殷贵族中的商容、箕子、比干等所谓贤人智士表示尊崇的做法。这段史实,《荀子》、《吕氏春秋》、《礼记》、《史记》、《新序》、《逸周书》、《尚书·武成》、《后汉     

仁者箕子其人

箕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有文字记载并留有作品的儒学先驱。他的天人合一、君权于神权合一的思想,有利于周朝的统治。他是走出国门的第一位政治家,开发朝鲜,促进了古朝鲜地区的社会进步。     

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子

陈蒲清在《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撰文指出,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重要人物。《尚书》中的《洪范》不是伪作,而是箕子的作品。它既是商及商以前政治经验的总结,又是周及周以后政治哲学的基础,其中对五行、王道、天人关系的论述,对后代影     

从箕子怖箸说开去

箕子怖箸,或象箸玉杯,是很有影响的成语,对一些贪得无厌的人,无疑是一个中肯的告诫。箕子怖箸,说的是商代最后一个君王帝辛(即纣王,他是凶残狠毒的暴君),有次用了象牙筷子(箸)进餐,箕子见到了,感到十分恐惧。为什么箕子要恐惧呢?他认为纣王开始用象牙筷子,必定不能再用土盆瓦罐做吃饭的盛器,而且还需     

一双筷子何以毁掉一个国家

《韩非子·喻老》中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贵为一国之君的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就让身为三贤之一的太师箕子感到恐怖。其原因在于,箕子害怕的不是象牙筷子本身,而是由象牙筷子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瓷瓦器,要配犀碗玉杯。犀碗玉杯肯定不能盛粗茶淡饭,要配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就不能粗布葛衣、茅草陋屋,而要锦衣华车、琼楼玉宇……箕子"畏其卒,怖其始",从一双象牙筷子看到了纣王的欲望难平,为殷商王朝的前途命运担忧。果然,"居五年,     

胥馀其人考论

"胥馀"又记作"胥余",在历史典籍中常以植物名与人名出现。对于胥馀其人的讨论集中在《庄子》及各家《庄子注》。从各家《庄子》注疏中可以发现,胥馀被认为是箕子、比干或者伍子胥三者之一。但对于胥馀的身份,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本文以《庄子·大宗师》及其注疏中对"胥馀"的记载为中心,结合大量历史文献典籍,从生平、姓名、官职及死因四方面进行考证,由此证明胥馀是箕子而非比干、伍子胥。     

论《明夷待访录》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思想家黄宗羲晚年所写的一部政治论文集。“明夷”是《易经》上的卦名,郑玄注:“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明则夷矣,故谓之‘明夷’”。因此后来就以“明夷”比喻君主暗于上,贤人退避的乱世。又,《易·明夷爻》:“箕子之明夷”。意思是说箕子有明德而逢纣之恶,乃以明为暗。宗羲身当易代之际,怀才而不遇,所以用箕子自比,著此书,表面上是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吸取晚明覆灭的     

数见数习

良冶(善于冶炼金属铸造器物的人。此指善于用熔化的金属溶液填补破损器具,使之全好的工匠)之子,必学为裘(补缀兽皮片,使之相合完全,以缝制皮服);良弓(善于制弓的人)之子,必学为箕(取长而软的柳条挠编成箕。箕,指簸箕、筐子之类);始驾马者(谓小马开始学习驾车的时候)反之(谓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