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的文学创作思想——兼谈其词的风格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文学大家,其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与后世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对元好问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容进行具体的论证与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词作的独特风格。认为:元好问在创作理论上一方面主张刚健豪放、自然真淳的文风,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注重温婉含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他的词作呈现出一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刚健含婀娜”的独特风格。这对改变金元之际单一的风格。推动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清新笔调绘友情——元好问《临江仙》赏析

临江仙李辅之在齐州,予客济源,辅之有和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一尊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乱世文人的心灵图景——元好问词刍论

元好问是金元词坛大家,他的作品展现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路历程.优越家世与良好师承为元好问的创作之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与生俱来的北方文化特质使其词作充满"英风壮气";乱世生存的艰难和"仕"与"隐"矛盾冲突为他的创作镀上了难以磨灭的光辉.他将汉文化传统与北方民族文化传统融而为一,在文学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元好问《秋望赋》的“诗学”特征——从元好问诗与文的审美差异谈起

元好问的诗学观与文章观迥然不同。对于文章,他追求一种＂中和＂气质,强调敦厚之义与含蓄之美;对于诗歌,他则追求豪爽奔放的气质,强调真情流露与慷慨悲歌。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明显优于文章创作。在《秋望赋》一文中,元好问摒弃了温婉中和的文章观,十分精巧地将他特有的诗歌观念融入其中,极大地提升了这篇赋的艺术境界,使其成为金赋中成就最高的代表作。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     

忻州文化滋养出的奇葩——元好问

金元之际杰出的文学家、文论家、史学家、文化活动家元好问,是忻州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之一。他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受忻州文化的滋养是其重要成因,这种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悲壮之美、乡情之重和夏夷之辨三方面。     

聚讼纷纭说“女郎”——元好问“女郎诗”说及其辩驳的重新审视

元好问关于秦观诗的"女郎诗"评价所引起的后世诗评家的辩驳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女郎诗"说的提出是有一个演进过程的,本意乃针对《春雨》一诗而言,其产生受元好问个人审美趣味以及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对于这一评价,后世的一些诗评家有所误读,当然也有诗评家从各个侧面对其进行驳辩。应该看到,"女郎诗"其实是一个隐喻性的称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风格概念。     

元好问的“情志观”——以《论诗三十首》为中心

元好问的论诗诗体现的“情志”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守诚,以“诚”为诗之本,反对伪饰,提倡真情;二是求真,强调主体真体验、真感受下的“自然天成”,批驳声律的过分雕饰;三是尚雅,提倡体正风清、朴质枯淡,反对语辞俳谐、险怪晦涩;四是重气,推崇清新刚健、蓬勃恣肆的淋漓元气。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由《论诗绝句三十首》看元好问对江西诗派的批评

元好问在<论诗>中比较中肯地品评自汉魏迄于宋代的众多诗人流派及其作品.对于江西诗派之宗--黄庭坚,元好问是将他与江西诗派区别对待的,认为他既有功于宋诗的开创,但也开了宋诗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弊端.对于江西诗派的一味摹拟,元好问给予尖锐的批评,并指出了他们不能面对现实的要害.在向古人学习的问题上,元好问之论较好的解决了借鉴古人与观照现实的关系问题.他的诗学主张,对诗歌创作很有指导意义.     

从元好问的词《摸鱼儿·雁丘辞》说起——谈写作主体的审美感悟能力三题

写作主体只有具备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种事物、现象的审美价值进行分辨和评定时所需要的感悟能力,才能在对自然、社会的观察体验过程中,领悟到客体所隐含的意蕴,并把握、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与奥义,也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够写出意义深刻感人至深的文章。审美感悟之"感",既是感知,又是情绪,而所谓"悟",既是一种心理体验也孕含着理性的思维,因此分析审美感悟能力应该就从"感"、"情"、"理"几个方面入手。     

从执着的故国家山之思向宏通的大中华观念提升——元好问文学中"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的呈现

元好问文学中“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的呈现，在青年时期有大定——明昌时期乐观、明朗和自信的特色；在中年时期已经从一般的感情系念开始向理性思考的层次跃升；晚年又从怀念前朝转变为关切现实社会、关心华夏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致力于抢救、保存和宣扬摇摇欲坠的华夏文化，由反对蒙古占领者转变为捍卫华夏文明并愿意与认同华夏文明的新朝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他的大中华文化观和民族观比起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众多金代文人来都要开放、宏达。     

从执着的故国家山之思向宏通的大中华观念提升——元好问文学中“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的呈现

元好问文学中“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的呈现，在青年时期有大定——明昌时期乐观、明朗和自信的特色；在中年时期已经从一般的感情系念开始向理性思考的层次跃升；晚年又从怀念前朝转变为关切现实社会、关心华夏文化的前途和命运，致力于抢救、保存和宣扬摇摇欲坠的华夏文化，由反对蒙古占领者转变为捍卫华夏文明并愿意与认同华夏文明的新朝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他的大中华文化观和民族观比起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众多金代文人来都要开放、宏达。     

由儒观释，以释鉴儒——金元之际释儒互动文化视野下的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

元好问的《威德院功德记》一文体现了作者谈论佛教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包括以儒家思想为本位进而观照其他思想体系的“由儒观释”和以他者为反思儒家思想之镜鉴的“以释鉴儒”两个向度．这也正代表着元初儒士阶层面对儒释二教的基本精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