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之"幻"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西游记》评点本,它从小说所体现的“极幻”与“极真”的辩证关系入手对《西游记》进行了评点。《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指出小说在主题上、艺术上和情感上的“以幻寓理”、“以幻写真”、“以幻感世”,同时认为评点者对小说之“幻”是高度赞赏和肯定的。     

《易经》中的动词“用”

在《易经》中,“用”是一个用法比较特殊的词。《易经》中的“用”共出现58次,分别用作助动词、动词、介词和连词。其中作动词的“用”,有“使用”、“任用”之义。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对《易经》动词“用”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探索了“用”的发展演变轨迹,也以此来见证《易经》在语言运用上的独特之处。     

略论汉代今文《春秋》释义的文论意义

通过对孔子“何以”及“如何”创作《春秋》的考察,汉代今文经学家在《春秋》释义过程中引领出的关于“文”的看法和观念形成一套经学文论话语,其实质是如何在语文写作中寄寓王道理想。今文《春秋》释义分别在“文”的发生论和创作论上发生了意义,而其以“王道”统摄《春秋》释义的基本思路,更决定了其“尚用”的功能论。     

小议诗歌创作中的“通变”

“通变”一词在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议对》、《通变》和《知音》三篇中运用了“观通变于当今”、“通变则久”、“通变无方”、“乃通变之术疏耳”、“可与言通变矣”、“通变之数也”、“三观通变”等7处,其含义虽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有细微的区别,但基本上都是“继承与革新”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说,“通变”也就等同于《通变》、《明诗》和《物色》三篇中的“因革”。正因任何成功的文学创作都是处理好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结果,所以刘勰才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列一篇《通变》集中论述“通变”问题。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对价值二元论的超越之疏解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等思想对价值二元论有着治疗与转化作用。通过对《老子》的上德、常德、广德、玄德进行探讨,并对章句进行疏解与融贯,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由“玄同之道”所领会延伸而来的“玄同之德”的内涵,即“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厘清《老子》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判治疗之心,不在于简单的反道德或纯粹的反价值。“积极讲明”在于阐述《老子》“和光同尘”的慈柔玄德观。《老子》在“德”加了“上”“常”“广”“玄”等独特修辞,目标在于治疗价值的暴力,活化道德的宽容性。     

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政论性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内容给予否定,突出表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观点。《非国语》的政论性突出地表现出柳宗元“德”的思想观念上。他认为“德”是统治者统治社会的先决条件,是使人归顺的力量。柳宗元“德”的思想意识即是“大中之道”;《非国语》的政论性还突出地表现出了柳宗元鲜明的政治观点和“德政”的执政理念;《非国语》的政论性还表现在思想、政治观点与现实的套切关联上。     

《国语》哲学思想探微

《国语》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哲学内容和特点三个方面说明《国语》中的“五 行”学说,“气”论学说,“民”论学说开了中国哲学“五行”论、民论的先声,确定了《国语》 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斯霞与“童心”“母爱”风波

背景提示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小学版)发表了徐文、古平所写的《育苗人》一文(之后,作者又将此文改写成《斯霞和孩子》,发表在同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强调儿童有一颗“纯洁、稚嫩的心”,“像水晶一般的明净”;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强调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了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等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围绕“童心”“母爱”问题展开讨论直至批判“童心”“母爱”。因为刊发《育苗人》的“错误”,《江苏教育》编辑部作了《〈育苗人〉与〈斯霞和孩子〉的错误》的检讨,发表在《江苏教育》(小学版)1964年第9期上。     

也谈“的”“地”的分合问题

1.1.十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在评改一篇作文的讲稿里顺便提出了将“的”和“地”合并为“的”的主张。十几年后,吕先生在1981年《语文学习》第三期上又发表了当时讲评中的附记:《关于“的、地、得”和“做、作”》,在1982年3月20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的”和“地”的分合问题》,     

评吴玉贵《唐书辑校》——兼就疑义三则与之商榷

《唐书辑校》出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推翻了岑建功关于《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是《旧唐书》逸文的说法,同时指出岑仲勉先生认为《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兼举”韦述《唐书》、柳芳《唐历》和唐朝历代实录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辑校指出了现行点校本《旧唐书》不少差讹。但在“条疏”、“请条”、“禁架”等词语上存在主观臆断。     

文学史知识简介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经》和《楚辞》是诗歌发展的源头,先秦的《孟子》《庄子》等哲理散文、《左传》《国策》等历史散文和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散文发展的源头,它们哺育着后代无数的作家,对于戏剧小说在情节上和表现手法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诗经》共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有祭歌、乐歌、叙事诗、抒情诗、社会讽刺诗,广泛反映了约自西周到春秋五百年间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生活和斗争。尤其“风”(也叫“     

《滕大尹鬼断家私》故事渊源综论

《滕大尹鬼断家私》故事的文献渊源是《廉明公案》中的《滕同知断庶子金》,而并非《三言两拍资料》所引的《龙图公案·扯画轴》。该故事的人物原型在最初的《廉明公案》中就是“滕公”,后来在流传中一度被改成“包公”和“海公”。该故事在类型上属于“巧析家产型故事”以及“遗嘱”系列故事。故事中从“埋金”到“掘金”的情节设置受到了《晋书·隗焰传》的影响。     

深刻的片面 片面的深刻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中,成就突出的是鲁迅———一个勇猛顽强的民主主义文化战士。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猛烈地批判了封建宗法礼教制度,痛斥了一切所谓“仁义道德”旧礼教旧教条“吃人”的血腥本质。它是一篇对封建礼教的控诉书,号召人们奋起打倒“吃人”的旧礼教。之后,1919年4、5月间,鲁迅又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篇小说。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对深受封…     

课本对“胈”的改注小议

《语文知识》1998年5期《“胈”正解》一文说,高三册课本将《五蠹》中的“股无股”的“肱”注释为“大腿上的肉”是错误的,正确的解释应是“大腿上的细毛”,泛指人身上的细毛。因为旧《辞海》作“股上小毛也”,《汉语大词典》也释为“人身上的细毛”。此外,还有《语文教学通讯》1997年12期《课文质疑五则》和同刊1996年12期《<五蠹>注释指瑕》等文     

文本细读该为谁

在一次学科培训中,一位教师执教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全诗八行56字,但在课堂上,教师引领学生解读了“杜甫”与“史诗”“安史之乱”“诗的意思和意境”“历代文人的评价”,还拓展了杜甫的《彭衙行》《石壕吏》《春望》,引导学生感受杜甫的穷困潦倒的感慨和百姓的苦难。整节课的教学容量“饱满”至极。不少听课教师记了满满的两大页。     

关于《女神》的初版和一九二八年版本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作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女神》是中国新诗创始时期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她以思想上、艺术上的全新姿态出现在“五四”新文学的诗坛上,开了一代雄丽的新诗风,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女神》和鲁迅的《呐喊》、《彷徨》一样,在中外享有盛誉,显示了我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这部新诗,在广大的读者中,尤其是爱国的青年读者中,起到了“拨动心弦”,“点燃智光”的作用,鼓舞了人们革命斗争的意志。因此,     

释《文心雕龙》“体要”

“体要”是《文心雕龙》的重要范畴,它在《文心雕龙》中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文辞上表现雅正精约、大体大要。但由于古代思维方式与文体的限制,刘勰在实际行文中对基本含义的使用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侧重。以“体要”术语出现的篇目有《征圣》《诠赋》《奏启》《风骨》《序志》五篇。在文体论部分,“体要”以其他术语的形式不同程度上贯穿了“大体大要”这一内涵,并在文章内容与体貌、文类与体貌两方面划分了层次。“体要”也体现出刘勰“文之枢纽”中的“折中”观念,各篇“体要”拥有不同的“文之枢纽”体系的内在属性。     

感悟自然之美丽 体味语言之魅力——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教学建议

单元教材分析 本单元教学内容是以“感受大自然”为专题,以展开联想和想象进行表达的方法为重点学习项目,选编了两篇精读课文《山中访友》和《草虫的村落》,两篇阅读课文《山雨》和《索溪峪的“野”》,还有一个“口语交际·习作”和“回顾·拓展一”。从内容上看,四篇文质兼美的课文在表达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     

《庄子》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兼与章启群先生商榷

章启群的《作为悖论的“〈庄子〉美学”》一文以西方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来研究《庄子》和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不仅否定了《庄子》美学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而且对“《庄子》美学”、“道”、“美”、“自然美”等观念都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对《庄子》文本中究竟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理论做出学术上区分、辨析是有意义的,也确有学理...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