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袁州赋作的迁谪情怀

李德裕贬谪袁州,为时一年,这在其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活动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李德裕袁州赋作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既有对仕途险恶的忧惧化解,又有对异域山林的眷恋思慕,它真实地反映了李德裕在袁州期间的政治心态和文学情怀。同时,李德裕赋作善于借物抒情,它形象地再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正直有为的胸襟。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论柳宗元诗歌的贬谪心态

柳宗元在处理山水风物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其实是他那种抑郁愤悱的贬谪心态的自然流露。受南楚间的自然风物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他心态中因负向贬谪而产生的沉郁愤悱感受变得更加沉郁感伤：“闷即出游”的山水或田园生活体验成为他贬谪情绪得以渲泄的重要途径。     

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苏轼,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纵观其一生,宦海沉浮,变幻莫测,但他胸怀坦荡,能处之泰然。他超然、坦荡人格的形成,内容丰富、成就卓然的诗歌创作,与他遭受贬谪,身心得到历练密切相关。研究贬谪对苏轼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人生领悟及其诗歌创作。     

苏轼贬谪心态研究——以赣州时期为考察中心

苏轼前往贬地的心理准备以及心态建设对研究他的贬谪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绍圣元年,苏轼被贬惠州,途经江西,在赣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赣州秀美的自然山水抚慰了他孤独寂寞的心情,淡化了他贬谪的痛苦。苏轼在赣州时期也有浓厚的人生无常之感,江南水乡特有的烟云凄迷加深了他内心的迷惘。赣州浓厚的佛禅文化助苏轼洗涤了自身的尘垢,恢复了自性的清明。赣州境内的大庾岭是苏轼前往惠州途中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大的自然障碍。险恶的自然环境并未困扰苏轼,反倒促成了他精神的升华。从大庾岭南下,他逐渐把贬谪之路化为了追求大道的成圣之路。     

试论刘黻贬谪南安的情感心态

刘黻贬谪南安,为时五年。刘黻南安期间的情感心态总是矛盾的,既有政治失落之后的生命荒废感,又有放情山水地的人生喜悦之情。他善于通过思亲念友、吊古伤今、借物咏怀来抒写自己人格的高洁和心态的平衡。     

柳宗元的咏竹诗及其他咏物诗

柳宗元被贬谪之后创作了大量的咏竹诗及其他咏花、咏树、咏药的咏物诗,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其遭贬谪的苦闷和失意及对理想的不屈追求,并能进一步探究其贬谪心态与咏物诗之密切关系。柳宗元的咏物诗不仅渊源于其贬谪心态,而且曲折地表达了其贬谪心态,尤其是具有独特地理和深厚历史的楚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柳宗元及其诗歌创作。     

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贬谪

迭遭贬谪使苏轼溶入了现实生活,根植于社会实践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政治受挫,思想成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贬谪是＂根＂,文学成就是＂果＂,贬谪促成了苏轼辉煌的文学成就。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试论唐代贬谪文人与贬谪文学

唐代贬谪文学是贬谪文人人格的一面镜子,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代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因此,促进了唐代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王俭、钟嵘与江淹关系考

王俭和钟嵘对江淹的评价有许多不实成分;在诗歌创作上,钟嵘主张树立"准的",江淹主张"兼爱",二者观点相悖;在《诗品》中,钟嵘对"江淹才尽"事件的记载有着十四年的偏差,存在自相矛盾现象。     

江淹散文论略

江淹是南朝时期著名辞赋家、散文家,其散文体裁多样,颇重文采,抒情真挚而深刻。其中,骈体作品更加讲究藻绘、对仗、用事等技巧,体现出成熟骈文的特征。散体作品则多表现对逝者的哀悼及对自身遭遇的悲悯。     

贬官士人的一般心态及其文学表现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本文通过考察贬官士人之作品和言语,窥视士人贬官后的一般心态,重在揭示其心态变革中的痛苦历程及其文学表现;通过描述古代贬官士人随命运变化而或喜或忧的心路历程,透析其在理想和现实中窘迫、奔突、异化与自省的痛苦求索和精神裂变,进而揭示贬官文学的某些历史特性.     

苏轼首度贬谪深层原因探究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21岁中进士,26岁走上仕途,青年时就怀抱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但在神宗皇帝重用王安石进行政治改革时,苏轼则因老百姓的利益而对改革的某些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既是激进改革的反对者,又因才华横溢,得罪了朝廷的一些言官,因此被罗织罪名逮捕入狱,险些丧命,出狱后被贬黄州。他被贬的直接和表面原因是"乌台诗案",但深层原因则是皇权的不可侵犯、得罪言官遭到报复、才华显露遭人忌恨等等。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楚辞》语言;二是学习《楚辞》结构;三是学习《楚辞》艺术手法。江淹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长于拟古,喜欢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     

江淹《横吹赋》三题

江淹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一生流传下来的文章较多,有文集传世。江淹《横吹赋》是一篇别具一格的音乐赋作品。目前学界对该作品研究较少,围绕该作品的写作时间、作品主题、作品形式与内容等还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与《宋濂年谱》序

黄世仲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民主派中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他在广州辛亥光复后被陈炯明以莫须有罪名枪杀,他的名字不像近代一些著名小说家那样彰显。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颜廷亮所著《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一书对黄世仲冤案作了详尽的考辨,对黄世仲作品在近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作了更充分的论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界有关这一论题的代表性成果。《宋濂年谱》系徐永明所撰,它吸收了既有宋濂年谱著作的优点和长处而更为丰赡、完备,征引广博,纪事繁富,是一部集宋濂年谱大成的新著。     

雁翼作品中几个有新文学史料价值的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雁翼选集》之文论卷存在雁翼从喜爱文学起就开始读艾青的诗[1]84是不真实的,雁翼对艾青的评价明显言过其实,所谓严文井给雁翼的书单存在问题,雁翼对于第一次负伤的细节的叙述存在矛盾等硬伤或问题.硬伤的存在直接影响着雁翼研究的开展和进行,因此,梳理和考证这些问题和硬伤是有必要的.     

通方广恕好远兼爱——浅谈江淹的《杂体诗》

江淹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杂体诗三十首》是其著名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世人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之余往往忽略了其所具备的文论价值。细究其序言,可以发现江淹在摹仿古人诗作的同时又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念——通方广恕、好远兼爱。     

江淹"爱奇尚异"发微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淹自言其“爱奇尚异”,这种爱奇尚异的性格与当时仰慕奇人异士、追求高妙雅致的社会风尚有关,又与追求新变、追新求异的文学风尚有关。这种性格也影响到江淹的处世交友和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