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

过去史学界的定论,把司马光当作“顽固派”、“反动势力的代表”,主要理由就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近几年来不少历史学者主张应对司马光进行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本文拟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加以分析探讨,以期对司马光作出公允评价。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与史学家。对于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没有人怀疑与否定。但是,一说到政治思想方面,历来论定他是“守旧派”、“顽固派”。其原因,大都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本文从具体分析司马光一生的政治思想出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光究竟是否守旧与顽固。假如读者能从中看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原因,笔者将感到欣慰。     

从《温公易说》看司马光的政治历史观

司马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的正派人。以前,因认为王安石变法是革命的,司马光反对变法就成了顽固派;王安石变法是唯物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就是唯心的。这种看法明显地具有偏颇之处。他既忠君又忧民,和范仲淹等封建“良相”很相像,他具有突出的封建正统历史观,他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把“孝慈仁义、忠信礼乐”等封建道德作为百世不易之“道”,他的一生堪称封建伦理、政治的典范。     

北宋中期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论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中期,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围绕着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次变法,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变法派以王安石为首,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反变法派以司马光为头目,后台是曹氏(仁宗后)和高氏(英宗后)两个太后。王安石说,他与司马光的斗争,是由于“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即由于所执行的路线不同。司     

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律思想比较分析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1068年,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而司马光则表示坚决的反对,因而一个成为变法派的领袖,另一个则成为保守派的元首,双方围绕着变法与不变法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自然都要有一定的法律思想作指导。因此,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法律思想作比较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围绕熙宁变法而进行的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一定的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人通过思维机器对客观存在进行加工的结果。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思想意识与客观存在的关系上,是客观存在决定思想意识。因此,在一定     

关于国家干预经济成本的思考——从国家干预主义角度看王安石与司马光变法之争

历史上,人们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在今天的主流认识中,人们仍然认为王安石变法图强,代表的是社会进步力量,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顽固势力的阻挠与反对。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评价众说纷纭,是因为评者所持的角度与价值取向不同所造成,但从国家干预主义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王安石变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成本太大,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虽不是从国家干预主义角度出发,但却不无道理。     

以“理事关系”为视角探究王安石和司马光针对强兵政策的论争

唐宋变革后,士人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因对“理事关系”理解的不同,形成两种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的不同,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处理问题。以北宋中期为例,朝廷苦于国用不足和兵农不修等问题,宋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发动变法,由朝廷主导,将改革焦点放在打击既有豪强对资源的垄断。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在汴京和洛阳聚集了两批士人,他们对如何改革时局形成了两种不同论述。在不同的学术倾向或政治态度的背后,反映了新入体制之士人协助君主和士绅阶层对资源的争夺。熙宁变法时的政策论争,大致便是源于此一背景。王安石和司马光论政的差异并不在于变革与反变革,而是变革幅度以及朝廷角色的设定不同。在“为与不为”的议题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主张“主动”作为与“被动”作为;在“如何而为”的议题方面,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强调“扩张”和“节制”的行动策略。在熙宁变法的强兵政策中,两人大致维持一贯的特色。对保甲法的态度最能体现两人基于“理事关系”的思考和论政。     

浅谈《答司马谏议书》的反驳艺术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为了反驳变法反对者司马光对自己的指责而写的一封回信。王安石在这封信中指出,在司马光看来,当时“天下怨谤”,皆是由于王安石搞的变法运动“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所造成的。司马光罗织这“四大罪状”,是企图以此否定变法。因而文章反驳首先向强加于自己的“四大罪状”开刀。反驳过程中,严密地运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大前提是:“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王安石认为讨论任何事情都必须名实相符,名称和事实清楚了,天下的事理才能弄清楚。在确定了大前提之后,便针对     

王安石教育思想资料选注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是北宋地主阶级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神宗时两次出任宰相,实行变法革新。列宁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变法运动,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双方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王安石为培养变法所需要的人才,对儒家的教育和旧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废除了明经科,并用自己的观点解释诗、书、周礼,撰成《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他倡导“学以致用”的新学风,主张向有实际经验的人学习,还创设了医学、律学和武学,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王安石在教育上主张的“新学”同守旧派“理学”的斗争,是当时变法与反变法政治斗争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王安石变法从本质上说是改良主义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教     

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斗争

北宋时期,以王安石为首代表无特权的地主阶级下层的“新党”,同以司马光为首代表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王安石的“新学”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变法精神,主张改革;司马光的“旧     

苏轼在变法运动中

从对“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元　更化”的检讨, 以及在与王安石、司马光的比照中, 可见出苏轼不随人俯仰、独立无惧的除弊革新的形象, 其体现在“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皇皇有忧天下心”和“沉着稳健的改革方略”的三个方面。     

论王安石的人性观

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毫无疑问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王安石的人性思想是其社会改革的哲学基础,他提出“性情一”、“善恶由习”、“尽性则至于命”、“继天道而成性”的观点,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一个改革家所独有的人性观.王安石的人性思想既具有对前人人性思想的改进,也带有当时封建社会的消极色彩.     

司马光札子的主要内容和风格特色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公文大家。他的札子是研究当时政治、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之一。通过分析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可以看出当时朝廷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历史变化。     

司马光《太玄集注》研究

司马光认为《太玄》与《易》“道同而法异”,故《太玄集注》多援《易》以释《玄》;并以为《太玄》合于圣人之心经典之义,故《集注》广引经典以释《玄》;《集注》以卦气学说和首名义训,重新厘定玄首拟卦之序.要之,司马光把《太玄》置于易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以透显《太玄》熔铸百家的学术品格.     

田锡年谱

田锡（940--1003）,宋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奏议,在太宗、真宗朝就声震朝野,是一心系国家、关注民瘼的直臣。他的诗,既不似“西昆体”的艰涩难喻,也不像“元白体”的浅俗伤雅,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而且他还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他殁后,范仲淹撰墓志,司马光作碑阴,苏轼序其奏议,为之操笔者皆一代伟人,其为世重若此。本文从数十种文献中勾稽出田锡的生平资料,予以考订、排比,对其作品作了系年,对其父、祖、曾祖及其子女的事迹亦有所涉及,是一篇资料翔实的编年体传记。     

毛泽东早年治学之路及其启示

毛泽东是世界伟人。他能创造奇勋伟业的根本原因是他获得了事业大成所需要的高超本领和素质。他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解决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三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这给人们特别是当代大学生以深刻的启示。     

睡虎地秦简中的“公”与“王”——以“宗祠”类财产所有权的相关讨论为核心

经历了东周剧变,周天子“王”的所有权标识逐渐被新的名目取代.不过,在睡虎地秦简中仍有一组财产被同时冠以“公”与“王”的专有性质即“公祠”“王室祠”等特殊财产,而与之相关的祭祀类律法的存在则表明了秦律对于先秦祭祀传统、法家“立公灭私”思想的继承,又体现出在秦朝改元称王的重要时期,统治者借助早期祭祀律法来宣明其统治权威的政治目的.在其后的汉初律简中又较难寻见此类记载,这无疑是秦汉律简中较明显的区分.     

对赫尔巴特学生观的再认识

赫尔巴特主张在教学中和教学外都要给予学生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又反对教育者对学生放任自流。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他力图保持“压制”与“约束”、“自由”与“放任”间的平衡,这对当今教育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从唐诗之变到宋诗风貌的形成--韩愈诗歌对宋诗影响之背景分析

韩愈是唐代一位勇于创新、别开生面的诗人.他的诗歌被后人评价为"唐诗之一大变".在宋诗独特风貌形成的过程中,韩愈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宋诗大家,都在有意无意之间选择韩愈为师法对象?文章从宋诗接受韩诗的背景分析入手,展开对这一学术课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     

评新课程改革中知识的地位之争

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知识在课堂教学中应当居于核心地位。然而由于对真正的"知识"和考试中的"符号"两个概念的混淆,导致了新课改对知识教育的激烈批判。"三维目标"的提法未认清"知识"、"过程"与"情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客观上知识地位的下降,因此无法解决课堂教学中的种种问题。基础教育改革只有保证了知识的核心地位,才能够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