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的六朝文论书写

整体统摄六朝文论史料,以科学求真的态度,践行以问题为纲的文论书写模式,全面体认六朝文论的重要地位,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六朝文论书写,不仅表明早期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实绩,亦绘制了民国学者系统整理旧学和积极吸纳新知的时代镜像。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起郭著的经典地位,显示文学批评史学术研究的现代转换。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理论的成就探微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遗产极为丰富,大师迭出。笔者试从《典论》、《诗品》和《文选》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为建设我们当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学理论体系提供借鉴。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表现在：(一)人物范围逐步缩小;(二)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三)思想感情由浓而淡;(四)语言向骈俪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论视角下公文的行文运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文文种丰富,文体大备,名篇迭出,是公文写作大发展、公文理论大繁荣的时代。相关文论著述中关于公文行文运笔的论断,涉及公文之"辞约旨丰"、行文简约,公文写作需要声律和谐与音韵美,以及必备的文能达意、文辞恰当的基本要求,包括字句的锤炼、选择、运用等等,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社会对汉民族服装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充满重大变化的时期。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激烈动荡之中。长期的混战,加之饥荒、天灾和疫病,迫使广大的北方人民离乡背井,向南方迁移。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迁徙,社会生活的动荡变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形势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变化对人们服装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南北各民族间的服装观念影响了汉民族的服装文化,为隋唐服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魏晋南北朝服装表现出多民族性的特征北魏为鲜卑拓跋政权。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     

论魏晋南北朝儒学衰退对玉器的影响

儒学与玉器有着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的衰退,玉器亦受影响。儒学的衰微使得玉器的象征意蕴呈现淡化的态势,玉器的礼制等级之象征,道德教化的载体,政治权利之代表,皆渐渐衰落。同时,随着儒学的衰退,玉器的数量品质之衰势凸显,生产数量急剧下降,品质亦逐渐衰落,瑞兽及食玉涌现。玉器在＂神坛＂之上遭受重创,被迫走向人间,回归日用,实现了发展路径的转向。     

论魏晋南北朝中土文化对佛经汉译的影响

自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便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碰撞交流与互动影响,佛经汉译的过程也受到汉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播与佛经翻译的重要时期,由于受到汉语韵律化以及华夏民族尚偶心理和文化的影响,译经中大量使用双音节词与四字句式。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发现译经中所用大量同义并列组合形式来自于中土文献的比重很高,因此有的专家认为译经双音词的大量使用推动了汉语双音化的进程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艺术形式的崇尚

魏晋南北朝时代，伴随着人们对“诗缘情”的艺术本体的自觉认识，艺术的形式美逐渐获得独立的价值。魏晋人萌生了把诗歌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思想。审美情感在“形似”中寻找内形式，语言声律构成文学艺术的外形式。他们对艺术形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形式上，总结出比较完备的声律理论。但由于脱离缘情本体，又导致了声律对情感的桎梏与悖离。     

从六朝文论看古典诗文的形式美理论观

中国古典诗文虽然也讲“形象性”，但更以追求情意美和形式美为主要特征。曹丕的“本同末异”说表达了各体文章的共同审美属性与具体风格的内在关系，是对文学审美价值的根本肯定。陆机、葛洪、沈约、刘勰、萧统等对文学的形式美理论多有发展，其中刘勰标举的“形美，声美，情美”是对形式美内涵的高度概括。六朝时盛行的“文笔”之分，其实质亦在推崇文学的审美功能。健康的形式美审美标准主张情采相胜，丽而不淫，由人工而达“自然”之境。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论“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两说之未为得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莫不如此。     

体系时代的独特体系——司马迁哲学思想体系初探

秦汉之际是中国哲学史上自觉的体系化时代。这种哲学体系属于古典宇宙论。司马迁在体系化的哲学背景中,承继先秦士文化的人道精神,形成了集天人古今于一体,以人为本体的宇宙观和价值论思路,自成一家之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哲学具有深刻启示     

《论语》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较少,《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一书弥补了此缺憾。此书的特色在于从学术的层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予以全方面、多角度地论述,注意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讨《论语》在政治、教育、社会风尚与宗教方面发生的作用和价值。     

《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的考察

<史通>有关史书体例的理论知识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史通>较为详尽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言体、国别体与通史的编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体的盛行状况及其原因,指明这一时期史例中兴与编年体撰述盛行的特殊关系;批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史书撰述中种种"体统不一,名目相连"的弊端.<史通>对魏晋南北朝史书编撰中体例运用情况的考察,论证并充实了<史通>的史书体例的有关理论.     

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

内藤湖南把六朝和隋唐划为中国的中世,认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在于贵族政治,在这一特点中他论说了中国史上政体的发展变化。湖南身后最初的继承者冈崎文夫和宫川尚志在各自的代表作《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六朝史研究》中,发展了湖南的学说。以他们为主构成战前所谓“京都学派”。战后前田直典等与京都学派围绕六朝、隋唐是否中世及这时代直接生产者的身份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50年代末到60年代,六朝史研究围绕贵族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出现了新论争,进行过多方面探讨,形成由我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并在1970年后对此发生过新的论战。     

论玄学"言意之辩"的宗致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

在中国文论史上,以突出文学形式锤造为特色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实现了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促成这次理论突破的,除“文学自觉”的经验基础之外,“言意之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言尽意”虽宗致顿殊,但不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而是在互不相干领域里进行的平行探讨。“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言不尽意”论唤起了文学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言尽意”论坚定了文学“立言不朽”的信念,“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论提升了文学运用语言的境界。“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在陆机、刘勰那里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陆机为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找到了一条“意、物、文”的贯穿线索,刘勰始终把“文学语言运用经济学”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文学理论的新建构——对袁仁琮的《新文学理论原理》的几点思考

《新文学理论原理》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书籍相比,在文学的起源、文学发展的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大胆创新,该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理论素养,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