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关系视域下的庄子“坐忘”思想新诠

庄子的“坐忘”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概念,其影响几乎涵盖了哲学、伦理、养生、道教、佛教等各个方面。然而其中“忘仁义”与“忘礼乐”孰先孰后的问题,学界至今争论不休。我们认为,对“忘仁义”“忘礼乐”的解读不能局限于狭隘的字面意思,而应该把“坐忘”思想上升到哲学“心体形用”的角度去理解,“忘仁义”即“忘心”“忘体”,“忘礼乐”即“忘形”“忘用”,由“忘心”“忘体”以达到“忘形”“忘用”是“坐忘”思想合乎逻辑的基本发展线索。     

试论张琦的“经世致用”观

嘉道以降，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唤醒了部分先觉士大夫的经世意识，他们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欲以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匡济天下，力挽狂澜。张琦的“经世致用”思想不仅表现在醉心于历史地理的考索中，著述兵书、医书，其诗论、词论、史论文中也纡婉蕴藉地表现出其经世之心。     

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

研究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传统,宜从经世理念入手。经世者,“经纶天下”也。正是经世理念使得儒家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中其他主要的竞争性思想。更重要的是,经世同时是一个十分复杂、歧义纷呈的观念,其多层涵义渗入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几乎所有的关键维度。本文将探讨经世理念在宋明儒学传统之历史背景下的三层主要涵义,以求阐明对于现代世界来说这一思想传统的一些特质。     

禅宗佛性论与陆王心性论重建

陆王心学思想家们不满于程朱心性论，援禅入儒，重建了一套心性论思想体系。他们吸收禅宗“即心即性”、“即心即佛”的思想，提出“心即性”、“良知即性”，使人心与人性合而为一。他们吸取禅宗的修行方法，在人性养成上，重视伦常德性的体证，强调道德实践的自然向度。他们汲取禅宗“因缘说法”、“随机摄化”的观点和方法，形成了“随才成就”、活泼自然的教育风格。陆王这种心性论重建，是封建伦常的进一步强化和内化，也埋下了撕裂、冲破封建伦理的伏笔。     

孟子"仁义内在"说浅析

孟子“仁义内在”思想的提出,对早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孟子通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之辩,明确把“义”收归人心,形成了“性善论”思想,实现了人性与天命的统一。“仁义”为人性,体现了人心即心即性、即情即理、即现实即超越的本质。孟子仁义并举,确立了“居仁由义”的人道实践途径。     

王阳明心学本体论思想的廉政意蕴——以“心即理”为核心的考察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天理”的“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但是这样的心体在其旨归上又是至善的。这种至善的心体又具有“诚”“定”等本性,这种本性也是心之本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廉”也是心之本体。先验的心体总是要以“意”的形式外发于经验事物,而这种经验化如果是本心的发用,那么它就能够成为合乎道德的行为,这样,以本心之发用来对待本不属于己之物,这就有了廉的品格。心发于政,则有廉政。心体外发为“意”,也就有了善恶之别,而判断自己行为善恶的标准,就是自己本心的良知,良知也能够判断为政者在行政过程中是廉还是贪。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陆九渊心学中的“心”、“本心”——陆九渊心学九辨之六

陆九渊心学中有“心”和“本心”两个概念。“心”是以“思”为职的人体器官,即现代心理学所说的“人脑”;“本心”就是“仁义之心”,是现实的伦理关系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言传身教在“心”(人脑)中的反映,属心理现象。《陆九渊集》中“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一也”中的“心”,是指“于五官最尊大”的“心”(人脑);“本心”、“良心”、“赤子之心”,是指属于心理现象的“仁义之心”。     

欲望中的沉浮和挣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映射

张爱玲早期的人生经验和文学创作，都明显地呈现出精神分析学说的基调。其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欲所主宰，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专为着情欲的。这种自觉的文学创作源于张爱玲独特的家庭环境、人文素养、人生感悟和创作氛围，同时也与弗洛伊德的文学创作“利比多说”不谋而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映射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利比多的诠释、潜意识的剖析、变态心理的刻画、白日梦的叙写、“恋父”“恋母”情结的阐释。     

试论道光时期湘系经世派的经世思想

道光时期的“湘系经世派”的经世思想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湖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既有湖南地区的特色 ,在全国亦有代表性。他们鄙弃宣谈 ,强调通经致用 ,重视解决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问题 ,兴利除弊 ,倡行改革 ,力求把经学理论引向为国计民生事业服务。     

先秦儒家智德观述评

文章认为,先秦儒家智德观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一种人事之智或知人之明;从地位上看,智从于德,智是一种达仁、成就德行的手段;从智与德的关系上看,主张仁智合一,建立“仁且智”的道德理想人格;从目的上看,主张成圣成贤,用知识、智慧治理天下。文章在对先秦儒家智德观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简短的总体评价。     

论孔子的"无为而治"

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基本内涵是以德教化,是“为政以德”的另一种表述。孔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天道方面的根据,与老子无为思想有相近之处,但差异是主要的。“无为而治”过于依赖统治者自身的修养,这是其根本性缺陷。     

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及其现代启迪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论语》中处处体现孔子的这种经济思想。孔子从＂仁＂的角度出发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来告诫统治阶级富民与治国之间的关系。＂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同时孔子也把＂仁＂的思想贯彻到经济思想的这一领域即＂藏富于民＂、＂节用而爱人＂等。通过这些简单而朴素的经济思想的背后解读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作家笔下的"文革"日常生活

在当代“文革”题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旨在凸现动乱年代中普通人远离政治狂热、逍遥于平凡日常生活中的主题。这些作品既开辟了“文革”题材文学的新天地,又揭示了意味深长的人生哲理:中国平民对日常生活情趣的执着,以及善于和政治狂热周旋的心态,这是他们抵御政治狂热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由此也产生了重新认识世俗心态与日常生活积极意义的思考。     

爱、理性与正义——“9·11事件”引起的思考

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狂热与偏执。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广义教育的结果 ,即整个社会环境对人心的综合性作用。因此 ,我们应该营造一种充满“爱”的大环境 ,并引导人们进行“爱”的升华 ,从“喜爱”、“性爱”到“仁爱” ,最后教育人们用“理性”的头脑和正义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老子》的贤德观及其传播价值新论

中国文化不仅尊道而且贵德,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提及下德、常德、上德、玄德等多种德性,这些"德"都深具微言大义。他主张世人效仿内圣外王的贤德之士,通过建德活动,改造升华仁、义、礼、智等世俗强制规范型的下德,使之逐渐趋近地之常德、天之上德、道之玄德。正是基于大道生而不有之玄德的胜义谛,老子批判了普罗大众的世俗性贤德。为此,他提议不尚贤,并激励民众超越世俗的下德,建构真正的贤德,进而藉由立功济世、功成不居、名遂身退的方式契合玄德返归大道。很显然,在当前运用新媒体广泛传播老子贤德观的精髓,启发民众的智慧,涵养世俗的德行,无疑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仁"发现人:孔子人本教育思想的建构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而由“仁”发现“人”,从“仁本”走向“人本”,是孔子教育思想体系建构的基本理路。孔子从仁本教育观出发,形成了“爱人”与以人为重的教育理念,并由此在教育内容方面呈现人本(文)主义教育色彩,即建立以“仁”“礼”为核心的世俗主义的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方面凸现人的主观能动特性,即以启发诱导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法的运用;按照自励、励人的原则去形成具有强烈人本色彩的教师观,即以人影响人的方式去“爱人”和教人。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本化,其实就是教育体系的道德化,其终极指向是服务于德治社会的建设。     

危难救助的仁爱思想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仁爱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我们所倡导的危难救助、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无疑都贯穿着仁爱的理念,都是仁爱思想的应有之义。本文通过梳理中华传统的仁爱思想及其在现代的沿袭和发展,揭示仁爱思想,为法律强调危难救助提供伦理基础。     

儒家美学在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儒家美学以孔子为发端,以“仁学”为基础,由孟子和荀子各从一端将其发展为一种与伦理学和心理学联为一体的儒家美学思想体系。在儒家美学的诸多标准中,“中和”为美是最为基本的。基于此,在艺术领域,儒家充分肯定审美和艺术在陶冶人的性情或协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在人格美领域,儒家一方面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强调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意义;在自然美领域,儒家主张“比德”说,倾向于从伦理道德和人格心理结构的角度去观照自然景物,惯于将其比拟为某种人格品性的象征或隐喻性表现。儒家美学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论康有为“智学之复兴”

在传统儒家化的仁、义、礼、智、信五大范畴中,康有为把“智”提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提出“智学复兴”的现代化变革思想;他着眼于人,进一步将“智”推衍为人的生存境界：“识见”,人只有改变自己的化识见,才能成为现代“新民”。由此康有为开启了以国民思想改造为根基的现代化变革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