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人性沟壑的纵深走去——读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回响》延续了东西以往的小说创作风格,是他持续向心灵探索的又一现实主义力作,在超越自我同时,实现了广西在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零的突破,推动广西文学迈上新的台阶。《回响》建构了案件真相追寻和家庭矛盾危机两条叙事线索,两条线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以逻辑推理和心理分析为两翼,通过层层严密的推理达到案件真相的突破,而情感危机却悬而未决,留下不少的想象空间。《回响》意图进行更为彻底的人物内心开掘、心灵探寻,向着人性沟壑的纵深走去,运用极为细腻深刻的人性呈现、内心书写和逻辑严密的侦探推理、细节伏笔描绘了在当下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中人的心灵危机和情感动荡。     

爱与信任：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评东西长篇小说《回响》

2023年8月,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从爱与信任的角度切入,借助探案与情感两条交叉缠绕的叙事线索,对荒诞的现实与复杂的人性进行了深切透视。在探案线中,小说借助了侦探小说的经典创作手法,通过四重推理,层层推进地给读者讲述了一个恶性凶杀案的侦破过程,反映出了现实的荒诞与残酷。在情感线中,小说通过隐秘的心理分析,将一对中年夫妻从恩爱到破碎的情感历程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小说在直面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同时,也指出了只有爱与信任才能寻求彼此之间心灵的回响。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论东西《回响》的叙事之力

东西《回响》中的叙事美学展现出极具特色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东西将叙事语言、叙事视角作为独立的审美因素,通过限知视角、反限知视角之间的不断转换、纠缠,呈现出流动视角的艺术效果。他采用陌生化的语言与日常语言杂糅的寓言性语言,将叙事对准时代、人性、记忆,围绕揭开小说人物冉咚咚生活和内心的秘密,呈现出当代现实与人性的复杂与悖论,凸显出时代映射下人的精神裂变与情感危机。这部作品的叙事之力,体现了东西向新叙事类型创新的努力,同时也通过叙事传达出东西对人性的细微体察和哲学思考。     

“凝视”与“缠绕”:谈东西《回响》中的女性

东西《回响》中多个女性的相互照应与对比产生了群像效应,而内在于女主人公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身份,使她的凝视具有某种女性主义的意味,也使她的社会性别呈现出自由流动的特点。不同人物的故事以及对故事的审视相互交叉缠绕,完成了对爱与信任的质询和呼唤。     

推理、心理、伦理：东西《回响》缠绕叙事的三重理路

《回响》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寓言。小说巧妙地融入了悬疑推理、心理剖析和伦理思考,既侦破案件,又侦破感情,更反思人性;既反映了复杂的现实世界,又描写了心灵的浩瀚,更审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边界,体现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     

时代精神价值的守望与凝思——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

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是东西首次尝试“推理+心理”的创新佳作。这部获奖作品注重对中国当下社会和人们心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与书写,以及对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坚守与建构,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回响》将心理悬疑和侦探推理融合一体,以心理悬疑和侦探推理相融合的文体探索,走出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新路径,也为文学桂军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范例。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东西对文学创作品质的追求,东西以全新的创作面貌,成为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力量。     

论陕北民歌英译的艺术——以《西北回响》为例

陕北民歌是流传在黄土高原上的一部鸿幅巨著,一首饱含高原人情感的不朽史诗,这块光彩夺目的艺术瑰宝在民俗音乐史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本文中,以《西北回响》的中英翻译为例,借用"三美"论,从意、音、形三个方面分析和归纳了民歌英译的方法与技巧。主要介绍了如何恰当地处理汉语歌词中的比兴手法,实现上下文的逻辑连贯;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民歌中的叠词、垫词等音节、音律问题。     

亚洲大陆在李光洙小说中的空间意义——以长篇小说《有情》为中心

李光洙的文学空间非常广阔。考察李光洙的作品世界,可以发现他在韩国-东京-上海-满洲-西伯利亚这一空间的转移过程。其中,“满洲-西伯利亚的赤塔”在李光洙的小说里占有非常重要的空间意义。《有情》是一部暴露李光洙作为伪善者的两面性的作品。这部小说里展开的满洲、俄罗斯东部的广漠大地．以及美丽的贝加尔湖等空间,在李光洙的小说里具有放浪逃避意识、救赎意识、死亡意识等方面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以《社会保险法》为视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却令人堪忧。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来说明存在的问题,并以《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为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完善。     

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理——以《卖烟叶》为中心的考察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学谱系中,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经历了从“赵树理方向”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指20世纪40—70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作为被批判的典型作品,赵树理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是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小说中源于民间的“说故事”叙述模式和写实精神也意味着赵树理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潜在颠覆,这构成赵树理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内因。因此,赵树理作为新文学主流乡村书写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型的重要作家,其写实主义的“民间”色彩蕴含着竹内好所言的“新颖”性,从而沟通并超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关于先秦“寓言小说”的反思——以《庄子》寓言为中心

以《庄子》寓言为中心,反思学术界对先秦“寓言小说”的追认,试图廓清以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时在本体观念和文体两方面产生的误读,并指出《庄子》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更多出于中国本土小说观和子史观下的自身驱动。因此,考察《庄子》或《庄子》寓言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应重点在中国古代学术理念的语境中进行。     

关于先秦“寓言小说”的反思——以《庄子》寓言为中心

以《庄子》寓言为中心,反思学术界对先秦“寓言小说”的追认,试图廓清以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时在本体观念和文体两方面产生的误读,并指出《庄子》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更多出于中国本土小说观和子史观下的自身驱动。因此,考察《庄子》或《庄子》寓言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应重点在中国古代学术理念的语境中进行。     

宫崎骏动画中的自然观——以新作《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为中心

宫崎骏的作品中除了优美的画面、唯美的故事、动人的音乐外,还有深刻的、独特的自然观。本文以宫崎骏的新作《借》为例,分析这部作品中的自然观,以及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自然观的原因。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秦岭想象——以长篇小说《山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秦岭是一座具有神奇色彩的巨大山系。就山脉的高与大而言,在全球范围内,秦岭算不上最高,也算不上最大;就历史与文化的贡献而言,秦岭能够与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大的山脉相媲美。秦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山本》是一部书写秦岭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生机盎然、多姿多彩的秦岭志,贾平凹以长篇小说《山本》建构了秦岭的文化形象,呈现了浩瀚神秘的秦岭空间。运用现代空间理论分析贾平凹的秦岭想象,可以了解贾平凹秦岭想象背后的诸多文化信息,可以探知贾平凹文学世界的深层密码。     

通俗小说的学术化——以《镜花缘》为中心

才学小说“讲故事”,但又不仅仅“讲故事”,有时甚至“故事”让位于“学问”,其小说观念偏于“子部”传统.才学小说善于铺张写物,多用“透顶之法”,与赋体文学颇为接近.才学小说的表现手法,与乾嘉汉学的两个路径遥相呼应.以学术的思路写通俗小说,不失为一种别致的创新途径.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口、吕、品、器”字型人物板块结构——以《红楼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为例

本文颇有创新性地提出了新概念、新观点,即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人物板块结构有四种常见的表现形式：口字型、吕字型、品字型、器字型,并通过举例论述了《红楼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是这四种类型的代表作。     

论澳门中文报载小说的近代转型——以《华侨报》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近代文学的起点可以界定在19世纪40年代,下限可以界定在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开始,澳门近代小说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走向繁荣,从《华侨报》早期刊载的小说可见,1937—1947年的10年间,澳门近代小说在语言形式和题材内容方面开始了小说文体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小说语言由文言向现代白话转变,题材内容由旧式言情、侠侣小说向艳情、侦探、恐怖、战争转变,关注现实的小说增多。彼时,还开启了澳门本土题材小说的创作尝试。《华侨报》所载小说文体的近代化变革趋势对认识澳门近代小说的发展较具认识价值。     

“施青萍”时期的施蛰存——以《最小》报为中心

施蛰存（1905-2003）一生中从事小说创作的时期并不很长。用他自己的话说,从1928到1937年是他从事创作的十年,写了70篇短篇小说,印出了5部小说集。其实在1928年之前,他就已经出版了《江干集》（1923）,与戴望舒、杜衡等组织文学社,发行同人刊物《兰友》（1923）、《璎珞》（1926）。从他最早的文学描红阶段算起,到1928年,他已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     

生存的意义及其探寻——以斯皮奥塔的小说《销毁文章》为考察中心

《销毁文件》是当代著名女作家达娜·斯皮奥塔的第二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不仅塑造了一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探讨了人类的生存意义,渗透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从存在主义视角分析《销毁文件》中的情节与人物,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部小说中揭示的人生哲理.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是对"一个变动的时代"的全面展示:正是因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文明小史》充满内在的张力;《文明小史》的缺憾,并不是阿英所说的过于"温情主义",而是对新政及新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与同情,将"维新志士"彻底漫画化,语调过于刻毒。因此,很难说是描绘了一幅晚清波澜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画卷。初刊《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以刊物为中心的报刊连载形式促使附着其上的评语抛弃了小说评点的传统而变成作者与读者合谋的小杂感。作为"过渡时代",晚清的最大特征是中西混合、新旧杂糅。这既是《文明小史》所着力描写的生活场景,也是努力体会作品意匠,吸引公众注意,但并不怎么精致的无名画师的118幅插图的表现技法。每回小说与评语及图像叙事的整体性关联全方位地记录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场景及文化信息,时隔多年,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