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迁70年,大致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立(1949~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1978~2011年)以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为旨归(2012至今)三个阶段。从70年的治理变迁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政策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这些相关治理制度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确立、完善和定型,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同时,在这7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未来,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应着重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逻辑演进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国家控制的内部治理探索期(1949-1977年)、初步自主的内部管理建设期(1978-1997年)、法人治理的依法治校完善期(1998-2012年)、多元治理的多元共治建设期(2013年至今)等四个阶段。政治体制与政策、经济体制与环境、文化观念与认知、行动者等因素构成了影响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塑造了断续相接的制度变迁历程,制度变迁呈现出从国家控制到多元共治的演进逻辑。未来,应把握当前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有序运转来构建大学善治格局,与外部治理制度协调推动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全球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换

通过考察加拿大新布尔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归纳出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重要方案。而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的结构和历史变迁,为分析该项政策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宏观的制度情境及其变化,经济、利益与观念等多元变量的排列序列以及情境中政治行动者的行为互动与选择构成了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结构逻辑。由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机制对初始行为选择的强化,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表现出强劲的路径依赖的色彩。对大学治理政策变迁中路径依赖困境的破解有赖于作为历史否决主体的政治行动者对新的制度变革情境的深刻认知、对历史否决点的准确把握以及治理智慧的有效运用。     

中国大学治理：来自公司治理的启示

中国大学在长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下,其核心价值开始模糊,这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瓶颈。本文运用公司治理相关理论,分析现行的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内涵,以及大学内外部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     

从明清赋役制度变迁看宗族治理的内在逻辑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的制度演进

英租时期,威海卫的乡村治理制度几经演变,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阶段、总董制治理阶段以及地方自治及村董选举改革阶段。这些变迁反映了威英政府在威海卫乡村进行政权建设的过程,归根到底是为了服从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在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并未取得预想中的实效。     

网络社会工作与虚拟社会治理创新：内涵、功效及原则

虚拟社会具有工具性和场域性两种面相,虚拟社会治理创新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关键要构建长效治理机制,通过虚拟社会建设营造和谐的虚拟社会秩序。网络社会工作是互联网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转向和必然趋势,作为对等的互动主体,互联网和社会工作在实践情境中产生广义和狭义网络社会工作的两种融合成果。在助力虚拟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网络社会工作秉持理论与实务并重、线上与线下并力、技术与伦理并同、全球与本土并合四项基本原则,能够发挥协同治理、服务治理、行为治理、柔性治理以及长效治理功效。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通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检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的变迁逻辑发现:高职教育项目制治理模式是在财税制度改革与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风潮下形成的;人才需求变迁、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职业教育发展定位、意识形态建设等因素深度影响项目制的内容与实施;在项目制的形塑下,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委托—代理”关系互动,进而形成了高职院校独特的行动模式。项目制在其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但同时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立,也成为该制度在内容和实施层面演变的一个“关键节点”。     

新型城镇化生态治理下的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利益主体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博弈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既要立足城镇建设规模,更要关注城镇发展的总体质量;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犹如鱼和熊掌,难以兼得,面对发展经济和财政缺口的压力,地方政府趋向于利用不对称信息做出对社会不利的行动选择,道德风险就此产生。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下的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构建了博弈论数学模型,并对其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结论是要想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生态共治下的地方政府道德风险问题,关键取决于博弈均衡的激励相容条件,并据此得出设计制度体系的启示。     

权力制衡与体制创新: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研究

完善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要素。文章通过对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内容及过程研究后指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推动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将逐渐由外转向内;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校和院系两对关系是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两对关系事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败;以大学章程为首的公立大学制度规范将成为约束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将权力行使纳入法制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国家治理机制转型研究——基于运动式治理的视角

在中国,运动式治理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但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必须及时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国家治理机制转型提供了方向。但要实现转型并非易事,有其内在困境,必须在制度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干部政绩评价体系、社会组织培育、外国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     

制度逻辑下的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

大学制度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学治理能力的整体水平,是衡量和决定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变量。纵观国内外大学的发展历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既受到制度变迁的影响,又直接体现了每一个时期大学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来说,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大学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需要通过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来助推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现路径可从整合主体权责、完善利益分配、鼓励社会参与、强化监督制约以及推动信息公开等方面展开。     

大学治理成本的生成与控制

大学治理成本是构建和运行大学治理结构必须重视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之中,大学治理的成本包括大学治理结构本身运行的固有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两大部分,具体包括大学治理结构多元特性引发的成本、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第二类委托代理成本、投机主义成本以及制度创新引发的摩擦成本。依据大学治理的效率原则、长期收益原则和尊重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权益原则,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非封闭性构建可以有效的降低大学治理成本。     

大学治理:治理主体向治理规则的转向

在大学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化并有明确制度安排的背景下,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分法为对象的、从治理主体出发来理论预设与推理演绎治理成效的应然研究意义不大。解析大学治理的路径应从治理主体的辨析转向支配治理实践的规则,从实然的角度探讨治理实践的具体实现形式与治理效果,由探讨"谁在治理"转向研究"如何治理"、"怎样治理",由探讨从主体为中心的"表层结构"转向实践为中心的"深层结构",揭示大学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多维性。     

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

政府与民众在地方水资源治理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是中国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理解政府治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围绕“治水”形成了政府督导下的以地方社会为主的“官督民办”模式,而现代的“河长制”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官督官办＋民办”的模式。虽然现代的“河长制”延续了地方水资源治理的传统并进行了适应现今体制的调适,而在治水的激励方面,“环保一票否决”指标也冲淡和平衡了以往的激励机制,并且现代的地方治水通过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但“河长制”下的民众对于水污染治理的参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都是在纵向行政发包制的拉动下实现的,缺乏相对主动的参与意识。因而,如何吸纳传统治水中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要素,推动地方政府与当地精英、污染企业和民众的协作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嵌入共治：运动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常见模式，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脱胎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式治理不再局限于应对官僚制失灵的政治动员方式，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策略。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基于“嵌入”的理论要点，以“吸纳共治”的逻辑构建“结构—资源—嵌入共治”理论框架，分析运动式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依托科层组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双重嵌入构建治理的结构制度基础，通过纵向层层包挂和横向社会吸纳，提供共治资源。双重嵌入和吸纳共治内在逻辑一致，二者相互构建、释放了治理的现代性因子，共同打造运动式治理的嵌入共治模式。研究跳出常规治理和运动治理的二元视角，基于鲜活案例审视中国治理的实然图景，有助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运动式治理的新样态。     

基层治理: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

历史地看,基层政府治理是一个建构权威结构和提升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后者甚至更具有本源意义,因为制度的适应性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中。通过阐释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发生学意义,辨别出中国基层的制度变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建制意义,才能明确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方向,这包括限制基层权威和分割权力(而不是强化基层权威和积累权力),还权于社群,还权于社会,基层自主治理,扩大政治参与,并将其权力置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之下。     

从“运动式治理”到“制度性治理”——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范式转换

当代中国农村30年来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农村反贫困战略而言,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本质特性,亦是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实现反贫困战略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性治理"的转向、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加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贫困的力度和深度,不仅是中国农村反贫困行动走出困境的最佳选择,也是今后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发展的基本方向。     

从政治运动到运动式治理——改革前后的动员政治及其理论解读

改革前的政治运动在改革后的“变身”是一种治理导向的运动式治理.在剖析政治运动和运动式治理的内部结构和异同之处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从政治运动向运动式治理的演变机理,这包括体制之变导致的政治运动的退场,社会之变形成的治理压力的堆积,以及政府之变造成的科层式治理的不足.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企图将政府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机制性安排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似乎也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