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者的转变——以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例分析

＂伤痕文学＂是中国在80年代开始的一种文学创作思想（潮流）,是中国在＂文革＂结束后最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主要表现＂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它使文学恢复了尊严,是新时期文学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文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例,分析伤痕文学的特征、历史意义以及现实价值。     

新空间的精神启示——重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小说一度呈现出繁荣的状态,许多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精神追求和崇高信仰。本文作者通过对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重读来重返80年代文学,指出在人性与政治的斗争和生命感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较量中,作家张贤亮给出的答案是前者战胜后者,并讨论了性与政治话语权利的颠覆和重构问题。由此,作者认为张贤亮的系列作品把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伤痕和反思带入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给予人们新的精神启示。     

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反思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思维的维度不同,哲学的认识就是一种反思,它与自然科学也存在着反思关系,即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成果的反思,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逻辑及科学精神的反思.     

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

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关于＂革命＂的记忆。而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肯定了暴力叙事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直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种暴力叙事一度成为主流的写作伦理在伤痕、反思文学中。本文旨在肯定它们在发现大写＂人＂的同时,着重阐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的暴力叙事。这种暴力叙事不仅来自于肉体的暴力,更源自于精神上的暴力,而那种受害者不自觉加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施虐更加深了这种精神上的暴力。     

“文化转向”与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建构方法——从雷蒙·威廉斯的两个关键词说起

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威廉斯以两个关键词——＂一整条生活之道＂和＂选择性传统＂为核心建构了文化主义的理论逻辑,它表明：文化即文化史,文化史即历史;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活动构成了＂选择性传统＂,即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冲突构成了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过程＂,应当给予大众文化的历史地位以适当的评价;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文化的民主化和家长制的进一步解体,而文化主义要做的就是推进这一进程。因此,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成了弱势群体捍卫自己生活之道和话语权的理论武器,推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转向＂。     

再论刘心武《班主任》的问题意识

《班主任》在文学史上是以＂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而得名的,并被看做是＂伤痕文学＂的滥觞在文学界独树一帜。本文主要从《班主任》书写和呈现问题的方式两个方面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中出现的问题。     

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哲学反思

＂奥林匹克精神＂为人熟知,但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对它存在不同理解,甚至误解。为阐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从基本范畴＂精神＂入手,追溯＂精神＂的发展,揭示出精神是辩证法,在＂精神＂中,主体与方法、方法与结果是同一的,精神是自由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的。精神对精神的认识是自觉的精神,哲学是自觉的精神。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哲学,是自觉的精神,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使参与体育运动的人与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本身与运动的结果融合同一的精神,它可以包括从某些角度出发的特定的精神,但这些并不是也不会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全部外延——奥林匹克精神是不断发展的,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内反省现代性叙事例析

《追忆似水年华》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两部小说分别是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普鲁斯特分别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鼻祖和先驱,两部作品不仅写作年代大致相近,而且都以心灵或精神的真实为创作旨归,它区别于18世纪感伤主义以来的心理小说,不仅是精神的表现,更是精神的反思。     

反讽关照下的“自我”——论《航程祭典》中的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

在《航程祭典》中,小说叙述者通过塔尔伯特这个叙述视角的＂看＂和＂说＂表达叙事层面的＂说＂,叙述视角的＂看＂与＂说＂和叙述者的＂说＂或者融于一体,或者互相抵牾,成为揭示聚焦人物的结构性反讽。从时间的维度看,小说中的结构反讽主要有两种：一是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即时冲突所导致的反讽,二是两者之间形成延时冲突引发的反讽。     

从《马丁·伊登》看杰克·伦敦的不同信仰

杰克·伦敦的信仰多种多样并相互矛盾冲突。本文着重分析了对杰克·伦敦人生观影响最为深远的斯宾塞主义、尼采超人哲学和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其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体现     

《山南水北》与“返魅”——兼谈生态批评的政治维度

作家韩少功的个人体验提供了一个＂返魅＂的范例,他的跨文体作品《山南水北》描述了真实世界中一个不可思议的自然生态圈。韩少功不再以＂从人到自然＂的思维向度审视世界,他投身于山水之间,去静心体察自然的神力,从而能够心存诚恳、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发现＂上帝＂的在场,找到人生的落脚点。文章认为,自然的＂魅性＂从来就未曾消失,真正消失的是人感受自然、与自然相处的能力。真正迷失的不是自然的神力,而是人类的本心,是现代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这一点的标志性事物是现代都市。生态批评应该抛弃掉＂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无休止的争论,开启政治性的批评维度。     

以刑事和解方式推进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以果洛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为例

果洛藏族习惯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形成的。它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尤以＂赔命价＂和＂赔血价＂为甚,而通过以化解矛盾、解决冲突、重构平衡,使社会恢复和谐为使命的刑事和解方式进行调适,不但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矫正犯罪,改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化解冲突,有利于推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因此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论韩少功的还乡文学——以《山南水北》为例

深感城市颓废之气的韩少功返回乡村八溪峒,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对田园自然尽情讴歌,表迭对和自然相融相契、浑然合一的民间精灵,神性与人性交织而成的生命敬畏、尊重,他在《山南水北》中表现的山野自然．是反思现代文明的参照物．是人类回归自然的诗惑栖居。     

乌托邦寓言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与现代性勘探——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

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相继出版,引发文坛热议,“乌托邦”与“知识分子写作”成为格非小说评论的两个关键词。格非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难题“失实求似”式的书写和寓言化的反思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出路等问题的思考,并可以从其建构的乌托邦寓言中开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症”的精神传承和嬗变。     

教育理想、教师专业认同与个人认同：试论三者的关系及其意义

教师具有的专业技能是教师专业身份的重要维度,但主要是有关教育活动的效用维度,且主要以技术性和工具性为特征。使＂教育＂成为可能的层面还必然涉及＂价值维度＂,因而教育价值和教育理想在教师的专业认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角色。教师＂使命＂背后的教育理想无不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个人价值是个人认同的一个构成维度,所以,教师的专业认同与其个人认同在价值层面应是一致的。如此,教师对教育理想的反思和对其专业认同的理解与她/他对个人认同的理解分不开。哲学家利科对个人认同概念和叙事认同概念的分析,为教师反思其教育理想和理解其专业认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学习模式。     

论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及其注释的接受

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五臣注、李善注都作了积极自觉的接受。洪氏大量征引五臣注并作了相应的处理,《补注》中对五臣注的征引要远远超过李善注的数量,但并不意味着洪氏更加看重五臣注,而是李善对王逸的注释未能赞一词使得狭义的李善注在骚类中没有出现。李善的注释体例在方法论层面上对洪氏影响或更加深刻。     

乌热尔图鹿意象偏好探源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森林小说＂异军突起,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乌热尔图特别钟爱写＂鹿＂,原因有三点：首先,鹿与鄂温克族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次,鹿的精神是鄂温克族民族精神的象征;最后,鹿还与鄂温克族的宗教信仰关系密切。     

禅宗生态美学视阈下的寒山诗英译探析——以斯奈德英译为例

唐代隐逸诗僧寒山曾流传诗作三百余首,佛理禅机贯穿始终,赋予其诗意蕴悠远玄妙,气质超凡脱尘,风格清新脱俗。寒山诗因其特色迥异独行于世,尤其在美国风行一时,影响深远。斯奈德寓禅宗情愫于个人创作风格之中,从其生态思想出发,选译了寒山诗二十四首。综观其译作,禅宗生态美学思想氤氲其间,这种以＂禅＂解诗的译文,纵然与原诗之＂禅＂难免不失偏颇,然却已是别有洞天。     

中国古今小说以“红”命名的文化心理透视

纵观中国小说史,以"红"命名的小说不计其数,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何小说家喜欢以带有"红"字的名称来命名小说?作家为何喜欢写作以"红"命名、与"红"相关的小说?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类带有"红"字标题的小说的解读,来揭示这一文化现象,透视其中的文化心理,以便读者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小说,也希望能为中国作家以后的命名和创作提供一些参考。     

永不沉没的布哈拉方舟——论瓦尔拉莫夫小说《沉没的方舟》中的灵魂救赎

瓦尔拉莫夫的小说《沉没的方舟》借用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典故,将古老的分裂教派村落布哈拉喻为俄罗斯民族精神拯救的"方舟"。但现实中的布哈拉同彼得堡的阉割教派一样扼杀着人的自主精神。小说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对布哈拉信仰仪式的超越过程,最终达到了与活的上帝的真理的相遇。并且,彼得堡与布哈拉所象征的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深刻分歧也在小说高度的宗教关怀中得以弥合,而这一蕴含着上帝内在精神的宗教关怀也正是拯救陷入敌基督末世论中的俄罗斯灵魂的法宝。现实中布哈拉最终消逝于大火,但它对上帝真理的信仰却将永远为俄罗斯精神提供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