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亚文化圈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文化亚文化圈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是浸润性的,以汉文化从中心地带向四周作浸润性的渗透为主。在当时中国人的视野之中,汉文化是唯一最先进,最繁荣的文化,汉族人民对自己文化的这种伴随着自尊的自信,使当时文化在空间上的发展主要采取着“以夏变夷”的形式。汉文化逐渐由中心地带向四周浸透,而汉文化的纵向历史发展,则主要表现为汉文化自身潜能的不断发挥,外来影响在汉文化发展中起的作用是极次要的,即使象对汉     

关于《中国历史》秦汉三国部分若干问题的说明

何德章教授撰文《〈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的几个问题》 ,肯定了张岂之先生任总主编的高教版《中国历史》“是迄今叙事跨度最长的一部中国通史 ,且内容充实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不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标准 ,在与王朝更替相关的政治、军事内容之外 ,突出叙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进步、文化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等 ,更能反映中国历史的总体面貌 ,令人耳目一新”。何德章教授在肯定全书“优点甚多”的同时 ,也指出其中“存在一些缺陷” ,特别就其中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提出了不少批评。何德章教授…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界定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界定立足于“中国”、“传统”二词,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的传统翻译理论,它强调的不是翻译理论的国别属性,而是翻译理论的文化属性、理论基础,且具有历史发展继承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作为中国固有学术成果,其本身也属于国学的一部分。鉴别某一翻译理论是否属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不以研究时间、地点为标准,而主要依据其在学缘上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因承性,在学理上是否与国学思想保持一致性。     

论“织女变心”传说的渊源——兼论唐代的文化精神

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有很多变异,到了唐朝中期产生了“织女变心”说,宋代笔记小说也有类似记载。考察“织女变心”说产生的渊源及其历史文化原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唐宋时代的文化精神。     

超前与滞后的文化尴尬——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片论

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文学由中国文化的独特接受机制进行了集体无意识的改造 ,逐渐形成非主流性、不稳定性、不完整性等特点。探究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的根本原因 ,要在“五四”中西思想文化冲突的大语境下 ,从社会存在、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切入。中国危急历史迫切召唤启蒙 ,而严酷现实又迫使启蒙让位于救亡 ,中国社会文化土壤“滞后”于强调个体自我表现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超前”于深受传统制约的知识精英的文化心理。文化超前与滞后交错作用 ,发展与变异辩证统一     

“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起源

由于社会历史原因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在中国发生了诸多变异 ,产生了新的复杂矛盾 ,而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是在此重重矛盾中诞生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性”思想所包含的线性时间观、历史决定论和目的论的世界观 ,以及二元对立的独断论的思维方式 ,既深刻影响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进主义文化战略 ,也决定了启蒙主义文学观念中政治与审美的矛盾结构。这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关键。     

译音·古音·方音——音韵常识例说

“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占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其所以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①所以,“语文学在中国语文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共历两千年。”②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中国才算有了系统的语法学。在这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具开创性的,其功不可没。然而,由于他拿西洋语言来跟汉语作比较,所以照搬西洋语法的地方不少,虽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他以后在汉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削足适履,照搬印欧语系的倾向历久不衰,甚至愈演愈烈,把本来很简单的汉语语法弄得日益复杂化,西洋化,文字方面更提出     

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变迁中的文化政治

该文将中国社会中“乡村与都市”这对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放置在殖民经济的历史和中国国家性质变革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作者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空间政治的变迁历程进行联系和比照,从而说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心态,也展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不同发展方向,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     

论《狼图腾》葛浩文译本中的变异现象

姜戎的《狼图腾》主题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当下的生态问题相合。在西方世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为海外读者所接受。不可避免的,葛浩文的英译本中存在大量的“变异”现象,正是这些现象造就了其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从比较文学变异学为视角来看,聚焦葛译本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变异现象,可以分析出葛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其后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根源,可知译本“变异”是中华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路径之一。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

中外探讨图书馆哲学,经历了近100年的历史.这是一段合乎逻辑发展的历史.在世纪之交回首这段历史,本身就必须用辩证逻辑来考察,而不能纯粹按时间线索罗列某些图书馆哲学观点来编织一个脱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历史、脱离认识发展线索的画面.本文就是按人们探索图书馆这个对象的“态”、“质”、“能”的发展脉络来阐述历程的.大多数人欢迎建立图书馆哲学的完备体系.也有人责之以“虚悬”而反对.本文认为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出现在21世纪.     

弘扬吕振羽先生优良传统、书写文化传承发展新篇章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湖南相关单位举办的“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邵阳召开,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学术盛会。为传承和弘扬吕振羽先生的优良传统,谈三点意见。一、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进行考察,主持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     

关于反贪污贿赂的历史思考

贪污与肃贪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私有制与国家出现之后就已产生,并与史实同寿。彼此之间愈演愈烈,构成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贪污、贿赂是权力的产物,权力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在国家消亡之前,肃贪的历史任务不可能完结。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难以通过历史的继承来消除,唯一的做法就是不以历史为榜样,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通过使广大人民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个人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去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1]。     

君子道与侠客行

武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但如何认识它的意义,迄今见智见仁。赞之者称其为中国英雄,批评者视之为与封建皇权相呼应的奴才走狗。如果尊重中国历史发展的话那就不难看到,后一种立场过于简单与片面。认识“武侠文化”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孔子思想与中国精神的关系。几千年来,“侠客行”的命运事实上同“君子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解这点,对于我们恰当评价武侠文化的价值十分重要。     

常熟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品位,还有助于城市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常熟作为江苏省县级市中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更好地为常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     

对科学的文化认识

本文在对“对科学的文化认识”作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述科学发展、文化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性,阐述了科学和文化的互动和整合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科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有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文化”,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走出“单向度的人”的困境。     

略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主要表现

<正>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连续性”置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首位,并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因此,“连续性”就成为深刻理解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把钥匙,成为树立民族和历史文化自信的基石,这就自然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具体的解读。     

质朴本真之自然，恒常如新之生命——从《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看冯至的生命观

<正>冯至先生的《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语言清丽、思想深邃,寄托了作者非同凡响的自然山水观与生命观,我将其概括为：面对自然的“去人文化”视角与对生命恒久如新的觉知。首先,冯至先生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人事与自然的独到见解,即自然“去人文化”的思想。许多文人用中国的自然山水作窥镜,追寻千百年前的历史人文,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冯至固然也有如他们一般的人文情怀,但他却抑制住了人事与自然的联结,向更深处挖掘——这是一种精神超越与生命探求。在他的生命视域里,自然与人文是独立发展的,人文可以尽管向前,转动历史的车轮,让人们“在人事里怀念过去”,但自然不为所动,永恒自在,默默地循着自己的时序,不以人事为依凭。     

1976年以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变迁

本文以历史为主线,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1976年至今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考察,详细分析了“合法性”在民办高校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剖析了“法令”、“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制度性因素在合法性构建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总结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经验教训。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刍议

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有其糟粕和精华两个方面。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对外国文化不能“兼收并蓄”和一概排除,要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洋为中用”。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族人民勤劳勇敢、繁衍生息,以各自舶智慧和劳动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并在长期的融合和发展中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约从公元3世纪至15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昌盛的国家之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唐代的长安曾经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城里宾客如云,络绎不绝。元朝时,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这样赞叹杭州:“杭州城     

全球化时代中国侨务文化的理论体系建构

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建立“侨务文化”理论体系。从全球化时代语境出发,建立“侨务文化”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时代话语要求。中国侨务文化理论体系以起源论、认识论、历史论、政策论与实践论等理论板块为体系架构,阐释中国侨务文化的起源与历史演变过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中心的文化逻辑是认识论的核心,这种逻辑的基础就是中国《易经》与《墨经》中的“阴阳和合”与“同异交得”的观念。在侨务文化的历史论中,划分了侨务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指出不同阶段的主要发展特性。在对侨务文化政策观念的论述中,主张以和谐发展为主体,要以国际法律规章和国际惯例来制定我们的侨务政策,维护华侨与华人的合法权利与要求。关于侨务文化实践方面,则应当适应全球化时代科技发展的新潮流,引进华侨与华人的金融和产业投资与科技力量的合作,推动中国侨务工作的转型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