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话年谱——由三部老舍年谱的出版想到的

老舍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现代作家。但直到80年代中期,国外老舍研究界已出版多部老舍年谱后,我国尚无一部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的《老舍年谱》。近年来,国内相继推出三部老舍年谱:郝长海、吴怀斌先生合编、安徽黄山书社出版的《老舍年谱》,甘海岚先生编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年谱》,杨立德先生编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创作生活年谱》。三部老舍年谱的出版已引起国内外老舍研究界的普遍关注,无疑将推进世界人民对老舍的认识。年谱作为史籍中的一种,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如宋代就有以孔子、朱熹、杜甫、韩愈、苏轼、欧阳修等人为谱主的年谱出版。古人年谱多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胪述谱主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约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它杂揉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     

韬奋年谱

为纪念邹韬奋先生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发表邹嘉骊的《韬奋年谱》(部分),内容主要是记述抗战期间邹韬奋1938年的历史活动。《年谱》引文所注“第×卷”,均系《韬奋全集》之卷数。⊙表示发表文章标题或摘要。本刊有若干删节。——编者     

大事记和年谱的编纂(上)

一、大事记与“史”的关系大事记和年谱在性质上和技术上都是相同的一种编年体史学著作,差别在一记事,一记人。大事记(年谱)与“史”(传)是并列的、彼此独立、相辅相成的。1987年有人写关于大事记的文章,其题目就叫“编史工作的第一步”。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大事记是将收集到的材料排列甲乙,供写“史”参考。我国古代史书有很长历史、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但不外刘知几在“《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四库提要·编年类序》)又,“纪传编年,未有轩轾”。(章学诚:《史考释倒》)可见编年体这种史书体裁,较之纪传,并未有粗细前后之分。     

一套“最得知人论世之义”的个人系列编年史──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

年谱在我国传统学苑中，实属大族之一。它是一种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肿叙谱主一生事迹的传记体裁。读者藉此可以了解谱主的出处进退、赋性志趣、思想著述、亲友关系、师徒传承等等。所以鲁迅先生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且介亭杂文·序言》）孙德谦先生甚至称誉年谱为“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古书读法略例》）。笔者最近读到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就是传统学苑中绽开的一…     

谈年谱的参考咨询作用

年谱是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书。它为检索人物一生的活动提供了确实可信的档案资料,还可以提供同时代许多人事的材料。年谱是进行历史事件和社会史料参考咨询的重要工具书。     

数字人文背景下军队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

军队档案资源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军队和国家大局以及部队官兵,就要挖掘蕴藏在档案中的知识宝藏,做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在信息时代,为发挥档案的时代价值,数字人文学者和档案学者应同心协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传统档案知识,建造“时光机”,穿越时空,感受历史,将档案资源用数据化、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出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数字人文实验室教授雷德里克·卡普兰也说道:“如果我想建立一个时光机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足够多的档案和优秀的专家。”[1]如果说前者解决的是军队档案的数量是否足够支撑起数字人文的项目实现,那么后者则解决如何将存储在军队档案馆(室)中的资源更有效地进行开发利用。     

关于《增广〈许瀚年谱〉》的说明

《许瀚年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袁行云先生编著的一部关于许瀚的个人编年谱。该年谱由齐鲁书社于1983年出版,全书24万余字。这部书到现在仍然是国内一部占有资料较为充分、考据比较精严、学术界评价极高的学术著作,当时堪称研究许瀚集大成之作。     

民国三种“陆机年谱”平议

陆机为“太康之英”,而其年谱迟至民国始有人编纂。民国的三种“陆机年谱”,李泽仁《陆士衡史》最先在《尚友书塾季报》发表,校补后经志景书塾铅印出版,其中不乏创见;朱东润《陆机年表》厘清了西晋平吴后陆机被俘等关键问题,最具影响力;何融《潘陆年谱》大约与朱谱同时完成,考证简略,刊登于总共出版两期的《知用丛刊》上,长期以来淹没不闻。厘清民国三种“陆机年谱”的版本情况和学术价值,有助于认识“陆机年谱”的编修历史,对陆机研究的某些观点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     

《两宋词人年谱》

王兆鹏著,40万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定价:新台币510元。 本书为宋代词人葛胜仲、葛立方父子,叶梦得、吕本中、向子(讠西土)等五人年谱的合集。五位谱主集诗人、词人、学者于一身,故本书并不限于“词人”词作的考订,而是对谱主的诗词文及其它著述、有关生平行事一并予以系年考证,对其所有著述的存佚情况、传刻经过、版本源流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述。本书还特别留意考察谱主交游者的事迹和结社唱和活动,书中涉及南渡前后诗坛文苑的人物数百人,藉此可窥见当时的诗坛概貌、创作风尚和文人的精神风貌。资料详实丰富,全书引用文献达三百余种,为研究宋代文学提供了经过甄辨的可靠的史料。     

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与人文关怀

图书馆界的重“技术”轻“人文”倾向,以及高校图书馆评估指标的重“输入”轻“输出”诱导图书馆在日常工作中重“藏”轻“用”,致使出现人文关怀弱化甚至失落现象。给高校图书馆人文关怀带来莫大启迪的美国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LibQUAL 项目和清华大学借鉴LibQUAL 进行的图书馆信息服务评价调查正在呼唤着呼之不出的人文关怀。文章剖析了我国高校图书馆人文关怀的业内现状,并就人文关怀的实施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版本考证与“遗民”文化研究

介绍《徐俟斋先生年谱》的成书过程,详述该书的主要版本流传,简述徐俟斋生平,对《年谱》的内容进行梳理辑佚,进而对罗振玉、徐俟斋的“遗民”情结进行关联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罗振玉的人物思想史。     

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古文献文本标注与可视化研究——以《左传》知识库为例

在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下,传统的以电子化和全文检索为基础的古籍研究模式已难以满足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学科深度研究的需要。古籍文本特别是史书所记载的词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都需要结构化的历史人文数据库,从而实现历史要素的定量分析与可视化。文章以古汉语自动分析技术为基础,结合人工标注和校对,以实体标注方法解决历史人物的同名异指和异名同指问题,对史学名著《左传》进行了词语切分、词性、时间、人物ID、地点GIS信息标注,进而实现了热点人物、人物关系网、人物游历轨迹与距离等量化统计与可视化,为古籍文本的内容标注、结构化人文知识库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路径。最后,讨论了知识库进一步的完善方案与应用场景。     

数字人文背景下图书馆人文数据组织与重构

[目的/意义]数据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和核心之一，图书馆人文数据组织与重构不但能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能拓展图书馆人文数据服务，可极大地促进数字人文科学的发展，也是图书馆知识型专业服务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提供更高层次领域的服务。[方法/过程]分析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人文数据特点及人文学者研究对人文数据的需求，认为图书馆需从人文数据的完整性、可计算性、可用性及重用性、可发现以及获得性等角度出发进行人文数据组织与重构。[结果/结论]要克服人文数据碎片化带来的零散、不系统的弊病，必须采用数据复原与重构的方式恢复或重建人文数据所蕴含的知识之间的联系，采用数据化、数据融合、数据关联及发布等手段，最终实现知识单元的精细粒度化、知识组织的语义化、知识呈现的可视化。     

学科融合与边界探索: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研究

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曾在《新时代历史》(The New History)一书中指出“人文学者要摆脱‘独狼式’工作方式,需要和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一同完成课题研究,而不应当孤独地在档案馆翻阅史料”。数字人文作为新兴跨界学科受到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特别是近年来,信息管理类学科对数字人文的研究进入快速增长期。数字人文的出现,将档案工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推向了“跨界合作”的浪潮。如何在档案工作与服务中及时引入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技术,如何用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丰富数字人文的研究开展,成为摆在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面前的新议题。     

数字人文视角:基于符号分析法的宋代政治网络可视化研究

数字人文的兴起引发了社会人文历史领域的广泛关注,海量的数据资源与新兴的数据分析技术为更高效和宏观地解决人文研究中长期存疑和讨论的主题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范式。尽管有关数字人文的合理性仍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数据驱动下的跨领域人文计算在人文主义重构活动深度与广度上所展现出的高效性已经被大量项目与实践所证明。本文以宋代政治为例,从数字人文视角出发,借助符号分析方法对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资料库”进行实证探索与可视化分析,结合已有的史学问题和相关观点,从宋代政治整体网络分布特征、核心人物的地位与结构拓扑以及不同时期宋代政治网络的时序政治关系演化模式三个层次,进行逐一分析与讨论,为研究宋代党争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同时也展现了数字人文技术在人文历史领域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巨大潜能。图8。表5。参考文献40。     

建立公路基层单位档案信息网络的思考

在今年的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上．国家档案局正式提出了建立“两个体系”,即“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转变档案工作中重机关档案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     

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之我见

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之一就是“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本文试就“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谈一些粗浅之见。     

台湾Docusky数位人文学术研究平台特色及启示

数位人文研究平台是人文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的重要支撑,台湾Docusky研究平台在简单易用的基础上为人文研究学者在文本标记、格式转换、资源建库、数据可视化等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各相关研究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协作,推动Docusky项目在平台功能拓展、研究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人文背景下图情档课程教学的融合与创新

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数字转向时代到来,“数字人文蓬勃发展和广泛延展,将提供重构知识的技能和机遇”(刘炜、叶鹰),推动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逐步从“应需而生”转向主动“建构”与“创造”。人文学科被重新诠释为生产性事业,人文学者将参与发明、设计和使用新工具(Anne Burdick)。     

努力建立“两个体系” 积极发挥档案惠及百姓作用

一、调研课题的来源和成果 为更好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真正发挥档案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作用,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为档案工作提出：发展档案事业,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们必须在档案工作中持续深入地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为核心,重点“实现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人物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实现转变档案工作中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