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政治的开放并非“独尊儒术”的产物

武帝时期，随着军功集团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一方面着手对汉初统治思想进行调整，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另一方面，为弥补军功集团衰落后留下的政治空间，汉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向社会广招人才，一时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使汉武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开放特性。一直以来，学界都将武帝时期的这种政治的开放特性，归结为实行“独尊儒术”的结果，事实上，汉武帝独尊儒学，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公羊学属齐学。齐学的权变特征，与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个性是十分合拍的。汉武用人，绝非“独用儒生”，所谓“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汉代所崇尚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在取士制度上的反映，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开放出来，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董仲舒及其政治思想

一董仲舒的生平及其著作董仲舒,广川(在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由于研究“春秋”,西汉景帝时为博士。设帐讲学,据说三年不窥园。武帝时,举贤良对策,先后为江都相和胶西相,后来去职家居,不理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史记”“董仲舒传”)。通五经,尤明“公羊春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在“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汉书”“董仲舒传”又载:“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     

简析《郑伯克段于鄢》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左丘明所撰。它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记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十三年。《春秋》仅仅是最简括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侠闻琐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汉初研究《春秋》的只有“公羊”、“谷梁”两家,立于学官。东汉时逐渐通行《左传》。它与《公羊》、《谷梁》并称《春秋》三传。作者左丘明,姓左,名丘明,一说左丘为复性,明为名。相传曾为鲁太史,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因目盲,后人称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如何理解汉代的思想“大一统”

根据课程标准中的“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要求,岳麓版教材必修三编写了“汉代的思想大一统”的内容。何谓“大一统”？教材在第14页小字部分简介提到：“大概在西汉初年,出现了一部《公羊春秋》,传为公羊高所作。它以大一统思想解释《春秋》,为汉武帝所提倡。”仅以此只言片语学生很难理解“大一统”的真正内涵,故写此拙文以供探讨。     

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比较论略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鉴于春秋末期社会需要,根据鲁国的《春秋》而作《春秋》。由左丘明、公羊、榖梁、邹氏、夹氏传世。后邹氏、夹氏所传“不显于世”,逐渐消失,只有左丘明、公羊、榖梁三家留传于后,遂成“春秋三传”。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希罗多德(Herodoti,约公元前484—425年)生于小亚细亚南沿岸的哈利卡纳苏城,是古希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历史之父”誉称。他记述希腊波斯战争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编年史。将孔子《春秋》与希罗多德《历史》进行比较,探究中外第一部编年史的异同,无疑有益于史学史的研究。     

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下)

二 (一) 教材与今、古文经之争 汉代学校中的教材主要是儒家典籍,在这些教材的讲授中又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在武帝时期,儒学经过董仲舒的加工,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 今文经是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汉武帝设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为了更紧密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今文经学派着重发挥经文的所谓“微言大义”,以巩固封建的“大一统”为中心主张。汉王朝特别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董仲舒、公孙弘都是以《公羊春秋》起家的。今文经学夹杂着大量的迷信成份,带着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反面春秋》大事记

儒门六经之一的《春秋经》,是孔夫子在礼崩乐坏、世衰道微之时代为“拨乱世,反诸正”而修订的一部至为“深切著明”的经典.《春秋左传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此言其为“鲁史”.《孟子·滕文公》引夫子语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如此看“鲁史”亦是“孔传”.《公羊》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谷梁传序》云:“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由此观,《春秋》乃是一部传中华之心的“麟经”.     

儒学的政治化对东汉经学衰落的影响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学历来是各朝统治阶级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工具.但是无论哪一个朝代,儒学的作用和影响都远没有像汉朝那样广泛和深刻.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汉朝实行“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的方针.在“独尊”以前,儒学同其他学派的地位一样,都属于游学.“独尊”以后,儒学具有官学地位,被尊称为“经学”,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学经典被称之为“经书”,具有法典的作用.儒学的“独尊”从武帝始,至元帝全面完成.随着“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儒学日益政治化.儒学的“独尊”和政治化,虽然使自身上升到经学的崇高地位而盛行一时,但在另一方面却导致自身(经学)的蜕变,作为学术派别和学术理论所原有的宗旨、理论、学风、道德等特征逐渐消退;政治化还使经师儒生日益卷入政治争斗的漩涡而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到东汉中后期,经学逐渐步入衰落的归程.     

《论语》《公羊》相通说──略论清代刘逢禄的《论语》学

刘逢禄（公元１７７６－１８２９年）清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的奠基人。字申受,一字申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少从外祖父庄存与、舅庄述祖学,尽得其传,精于《公羊春秋》,以何氏《解诂》为主,创通条例,贯穿群经,为清代经今文学者之冠。刘氏所处时代已是鸦片战争前夕,颇类似于《公羊》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春秋时代,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作为常州学派的开山祖庄存与虽然发现了《公羊春秋》,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说：“他并没有从《公羊》中找到变革的方案,他们还在摸索,他们还没有找到公羊学的…     

《毛诗序》与“美刺说”

“美刺”之称,溯其源当在先秦。据朱自清《诗言志辨》考证,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例如,《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谷梁传·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春秋鲁宣公十年伐邾"取绎"析疑

《左氏春秋》与《毅梁春秋》均记鲁宣公十年“公孙归父伐邾，取绎”，《公羊春秋》则记为“取蘱”。不少学者认为“蘱”即另一个“绎”，从而出现“两绎”说。“蘱”即邾国故都邾邑。邾文公迁都于绎后，将原来与国名相同的邾邑改为蘱邑。这个蘱邑这时恰被鲁国占领，所以《公羊》记为“取蘱”。“蘱”非“绎”。     

武帝时代五经博士人物考

两千年来,学者们只概略地说武帝置五经(七)博士。本文经考证,《诗》的最初三位传经人申培公、辕固生、韩婴在武帝时都没有当过博士。当时鲁《诗》博士有徐偃,韩《诗》博士有韩商,齐《诗》则不见立有博士。《尚书》博士先后是孔安国、孔延年,并没有立欧阳氏《尚书》。当时是否有《礼》博士,或说《礼》博士是后仓,有待进一步查证。本文从史料的排比校勘中推断《易》博士首先应是杨何,接着才是田王孙。而《公羊春秋》博士先后有公孙弘、褚大,并非胡毋生、董仲舒这两位公羊大师。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广川(今河北省(?)强县)人,少年时钻研公羊春秋,学习刻苦努力,据说曾“三年不窥园”。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行贤良文学士的策问,董仲舒的对策很受汉武帝重视,被任命为武帝兄江都易王的“相”。晚年在家著书。董仲舒的著作有《春秋繁露》及《董仲舒文》(见严可均辑:《全汉文》)。     

依托经义发新智，赅通情理话《春秋》——2022年“春秋学工作坊”会议综述

<正>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而宝贵的资源,那么经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众所周知,孔子、董仲舒与朱熹被视为中国儒学、哲学发展史上的“三大巨擘”,是研究经学文化所绕不开的先贤。自汉代以降,中国的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皆“以经为纲”。而董仲舒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要研究好董学,首先就需了解《春秋公羊传》。作为治公羊大家,董子上承先师,发“天人三策”之论,成自家学说,被视为“儒者宗”“群儒首”。据《汉书·艺文志》载录,传《春秋》者原有“公羊、谷梁、邹、     

罢黜百家 独尊考术

如果有一种什么"术"被奉为独尊,那一定是出事了。这绝非故弄玄虚,有史为证。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独尊"之议是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     

无为而无不为

历史把《老子》（即《道德经》）排除在“四书”（《大学》《中庸》《论浯》《孟子》）“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春秋》）之外,自汉武帝始独尊儒学,有人包括今人,把这归结为老子消极遁世,认为他的“无为”理学玄虚缥缈,离现实太远,不合世情;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激烈的今天,更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