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高一涵民主国家观

高一涵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学家。他的共和国家观念包括民主国家的基础、含义、职能、权限等方面。他也对民主、自由等概念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阐释并提出了解决之途。其共和国家观念有一定历史与现实意义。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与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教育背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格和群体特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内呼外应的二元格局,陈独秀是这一群体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一群体一身二任的双重使命。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现代文化语境之构建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人强烈感受到思想启蒙的重要。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新的话语寻找与之相应的符号表达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要。清求民初教科书中文言文逐渐过渡到白话文、注音字母规范并推行、外国语言教科书普及。于是,教科书便涵载了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信息系统、规范了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交际系统、拓展了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参照系统,很好地完成了与启蒙的接轨任务。     

启蒙的偏向和缺失：近代中国宪政文化的价值转换

规范国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核心理念,而不能相反。在宪法观念的启蒙和传播中,清末民初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共和等观念体认上的偏向和误区,是民初自由主义宪政试验失败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之一。亦表明近代中国的宪政努力从一开始即发生了起点的位移和偏向：宪法观念尚未彻底世俗化,尚未落实到以人为中心,以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及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价值核心。     

从思想解放的先驱到政党创建的元勋: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运动。救亡的历史使命唤起启蒙的强烈愿望。陈独秀在这场运动中起着总司令的作用,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救亡为历史使命,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锐刊物为理论阵地,始终在苦苦思索中国救亡的路径问题:首先,陈独秀认为必须破除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代之以民主和科学思想,改造国民性。其次,陈独秀经过"巴黎和会"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陈独秀由此转向社会主义。再者,陈独秀等人在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为捍卫思想的纯洁性而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凸显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并由此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成果——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爱国救亡必然的路径选择。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居功至伟。     

高一涵与五四爱国运动

高一涵，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扬民主启蒙思想的重要人物，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不仅以口舌笔墨方式撰文十余篇来关注这一爱国运动，而且积极投身实际中来，参与印刷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等。高一涵试图以此唤起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为民主共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奠定群众基础。在五国爱国运动中，高一涵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思想体系的转型与晚清文学启蒙运动

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仁＂的思想占据着核心地位。但是到了晚清,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思想体系的合法性。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冲击下,以＂仁＂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体系开始瓦解,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启蒙思想体系迅速建立。由于在对＂人＂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以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分别选择从＂立群＂和＂立人＂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去承担文学启蒙的历史重任。     

陈独秀的追随者：新文化运动中的高语罕

20世纪初,高语罕作为一位皖籍知识分子,积极追随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文章,在芜湖地区进行教育改革,向青年鼓吹革命,组织芜湖学生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对安徽地区新文化运动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演论》与中国现代进化文学观的生成

自《天演论》问世以后,进化文学观在清末民初文坛成为了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文学观念.本文以梁启超、胡适、陈独秀为个案,考察他们在《天演论》的影响下所生成的进化文学观念.     

李超之死及其意义挖掘

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于1919年8月因病而死,这是她个人无力反抗家庭而造就的悲剧.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们敏锐感知到其死亡所具有的启蒙意义,为她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并运用《晨报》《新潮》等报刊杂志,对李超形象进行塑造,对李超之死的意义进行深入挖掘,从而使她成了中国女子解放运动中的悲剧性标本,对民众、尤其是女子的观念进行了一次启蒙.它隶属于《新青年》发动的思想革命,也隶属于此期新文化的“运动”过程.     

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

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大步登上历史舞台 ,是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 :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 ,而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 ,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历史上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曾是社会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维护者与阐释者。今天 ,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应当重建与历史的联系 ,在价值承担上向传统回归。这要求它实现三种转变 :1.从启蒙心态到教化心态的转变 ;2 .从“中心—边缘”意识到“守望”意识的转变 ;3.从政治权力取向到社会公共领域取向的转变     

关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

启蒙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除了思想解放大潮这个大的时代语境之外,"新启蒙"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都是重要原因.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也成为与80年代"现代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命题而备受质疑.     

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

1990年代以来,启蒙话语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备受挤压,一些学者不得不从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来论述启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实践有三种指向：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构筑新的启蒙话语体系。这些坚守在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启蒙话语思想资源的薄弱。     

“五四”文化启蒙的流变——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作者是李泽厚,李泽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书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是因为有关"救亡"与"启蒙"的文章很多,其中,认为反对"救亡压倒启蒙"观点居多。本文试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角度为切入点,将先参阅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文章,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鲁迅>、<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这三篇文章,借以论述李泽厚本人关于五四主要人物把重点放在启蒙和文化上的原因、启蒙如何先从属于救亡和后又如何完全为救亡所压倒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整合其他专著和论文的观点.以便探讨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演变。     

学术、人事与私德：陈独秀被免除北大文科学长论析

1919年春陈独秀被免除文科学长,不久离开北京大学,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捩。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疏于治学,同人喷有烦言;民初北大人事素来复杂,文科为浙籍太炎门生所把持。相对而言,陈独秀人事孤弱,又与他们怨隙颇深,难以在北大立足;因其私德不检、生活放浪,授人以柄,直接导致他被免除学长一职。陈独秀被免除学长,以及不久离开北大,预示着北大由启蒙而学术的学风转向,还隐含着他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而做出的最终选择。     

徘徊于拯世与自救之间——论阎真小说创作中的启蒙话语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输启蒙理念有两条路径:对他者的启蒙和对自我的反思和拯救.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了启蒙者拯世的职责,而阎真却在<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两部作品中再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貌和心理悲哀:他们接受了西方精神价值和启蒙理性,成为新一代的精神贵族,但生存现实却使高扬精神的理想启蒙遭到冷落和遮蔽.承担精神改造职责的知识分子身份和言说都被边缘化了,他们处于拯世和自救的精神困境之中.     

敞亮与遮蔽——论《我们夫妇之间》的话语叙述策略

在《我们夫妇之间》多声部的话语合奏中,明显包含了以张同志为代表的政治权威话语、李克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小娟和张同志等为代表的民间话语。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下为取得时代共鸣的接纳,只能采取极力突出强化政治权威话语、压抑遮蔽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叙事策略。为此作者不惜采用政治高压、遮蔽扭曲、冷淡躲避、丑化改造等方法以期达到对话语资源的有效整合,但由于张同志身兼宏大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双重符码、政治权威话语的威力还不够强大、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联手对宏大话语的颠覆消解等原因,肖也牧在多重话语的张力冲突中也留下了难以有效整合的话语叙事裂缝。     

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试论李锐小说对启蒙的深刻表达

李锐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集中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的奴隶意识、看客意识、安土意识的思考与批判。在这种启蒙话语的背后，同时潜隐着对启蒙本身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于李锐对自我完满与自在运动着的民间社会的描写上。李锐小说中存在的启蒙的坚守与质疑的双声对话，折射出20世纪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焦虑，其原因与20世纪的启蒙文化情境以及启蒙者在启蒙立场与民间立场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启蒙与权力的黑色书写——毕飞宇小说解读

对“启蒙”话语及“民间”生存秩序的考察与思索是毕飞宇小说的两个中心主题。在他的笔下，“神圣”的“启蒙话语”被粗野、蒙昧的“民间话语”一再地冲击、颠覆。“启蒙者”被羞辱、愚弄．毫无还手之力，这构成了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而另一方面，“民间”的话语环境中也渗透着强烈的权力意识，“民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权力“规训”力量的空间，成为极权政治获取其合法性的土壤和源泉。“民间”不再是想象中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牧歌之地。它的复杂、蒙昧与野蛮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的文学性想象。     

《新青年》场域中的皖籍作者群及其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一纸风行,成为引领国人思想的言论重镇。陈独秀的周围聚结了众多近代知识分子,而皖籍人士最为显眼。在《新青年》早期撰作阵营中,皖籍作者星光闪耀,阵容庞大,令人侧目。地缘关系、师友情缘、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是这一群体聚合的主要缘由。地域情结固然是首要因素,但共同的思想支点才是群体合作和联动的情感纽带和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