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对“格物”工夫的分说与会通——以“穷理”“择善”“致知”为考察中心

在不同的情境下,朱子对“格物”工夫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当立足于形下世界时,他认为“格物”便是“穷理”,其目的在于明事物“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当立足于形上本体时,他认为“格物”便是“择善”,其目的在于明自身禀赋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当立足于本体之发用时,他认为“格物”便是“致知”,其目的在于确立“应接事物”的光明“主宰”之心。在朱子看来,“致知格物,便是择善”。因此,“穷理”“择善”“致知”三者之间名异而实同,皆可会通于“格物”。由此可以澄清朱子的“格物”工夫,既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又具有修养论的意义。     

朱熹格物学说的倾向和矛盾

朱熹的格物说是宋明理学话语系统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较大。朱熹对于《大学》里发源的格物学说的诠释，倾向于知性的理路，即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格物学说。然而，作为儒学者，朱熹的哲学归宿又是价值性的，因此，朱熹对于格物的知性解释与其价值优先的根本哲学立场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紧张，这使得朱熹的格物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知识与价值的纠缠之中。     

论小学涵养的朱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把小学涵养放在朱子哲学体系的整体中评价其地位。朱子哲学纲领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涵养）与格物（致知）是朱子学说的两个支撑点。本文分别讨论了小学涵养与敬（涵养），小学涵养与格物（致知）的关系，指明了它对这两者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小学涵养是朱子哲学体系的逻辑前提、理论的出发点。     

论朱熹王阳明“格物”说之相同旨趣

"格物"说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说又可以看成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两大代表。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朱王在工夫论上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前者主"道问学",而后者主"尊德性"。但究其实质,两者之目的都是为了使心体达到纯善无恶的状态,只不过朱熹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立论,而王阳明则转向内在,强调其优先性。所以说,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说只是工夫路向、侧重点的不同,并非本体上的不同。     

践履道德的理由

社会的现代化、商业化、都市化,使人们过分看重物质而造成精神缺钙.如何正确昭示道德的现代价值,使人们能够勇敢践履道德,不断提升道德水准和精神品味.争取过与物质生活相匹配的道德生活,享受道德人生,是时代对个体的也是对社会的道德期望.     

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探析

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以培养圣贤为目标,将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且主张两个阶段不可分割,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其培养方法主要有立志以坚、居敬致之、格物穷理、致知力行等几个方面。这一思想为宋代文教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培养了大量士子。其人才培养思想的以人为本核心以及系统的培养方法理论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子"中和之悟"的工夫论解读

目前关于朱子“中和之悟”的研究多偏重于考证和“知识论”的一面,而未能把它放在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大背景下来解读,结果是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常常游离于朱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之外。朱子对该问题的思考,重在解决个人的道德践履问题,而非单纯地构建理论体系,这是把握朱子基本为学精神的基础。     

论小学涵养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本文把小学涵养放在朱子哲学体系的整体中评价其地位。朱子哲学纲领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涵养)与格物(致知)是朱子学说的两个支撑点。本文分别讨论了小学涵养与敬(涵养),小学涵养与格物(致知)的关系,指明了它对这两者的意义。从而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小学涵养是朱子哲学体系的逻辑前提、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涵泳工夫兴味长

朱熹《论读书诗》中道：＂读书切忌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细思量。＂所谓＂涵泳工夫兴味长＂,即咀嚼回味,慢慢地品味诗的悠长韵味。诗歌语言大都含蓄隽永,用字内涵丰美,要对诗歌字斟句酌,反复玩味,才能悟出其中的意趣。因此涵泳是鉴赏诗歌的基础。由于诗歌的跳跃性强,艺术空间大,读者必须抓住意象,通过联想、想象去创造形象（意境）,因此诗歌的教学与叙述类作品不同,     

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延展与活化——朱熹格物补传意义的再诠释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为旧本《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延展与活化了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但却又为后世儒家所忽视了的知识论传统,使得宋代理学作为“新儒学”,在内容和形式(方法)上都区别于传统儒学,从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朱熹格物补传意义进行再诠释,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再发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与完善。     

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朱子理学对造园的影响

朱熹吸收道、佛两家部分理论,发展的新理学之“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是造园的哲学、美学基础,影响深远,其相地“枕山环水面屏”,“环境幽静”又“不占农田”之美学观成为园林相地的基本准则,朱子理学促进了宋元时期江南园林住宅化、住宅园林化。     

朱熹与武夷山下的书院建设——闽北文化学习调研报告之一

武夷山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一座名山,也是一代理学宗师朱熹生活了大半生的理学名山。以朱熹为代表的历代理学家纷纷以传道为已任,择基筑室,著述授徒,创立数量众多的书院,使武夷山以此闻名于世。这对发展闽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当地文化素质,培养人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各地政府十分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闽北遗存的书院进行多方的抢救,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动员社会一切力量进行调查和学习,使武夷山的文化遗产研究更上新台阶。     

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

文章以朱熹的题诗为切入角度，考察朱熹与佛教之关系历时性的变化。从对朱熹不同时期题诗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一生始终与寺院及热衷佛老的人相关联，朱熹的儒家性格与气质决定了他不甘心做一个超世隐居的晦士，因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禅师逸士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他一生都在这混沌的世间寻求一个平衡，儒的入世与佛的出世。     

朱子论诚敬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朱子“诚敬”思想：朱子对“诚意”的诠释；朱子用理学观念对“诚”的阐发；朱子关于“诚”与“敬”、“信”关系的论述；朱子有关“诚意”和“致知”关系的发挥。朱子的上述思想对21世纪人们深刻的遍。     

朱熹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循序渐进法、养成教育法、启发诱导法、意志锻炼法和自我教育法等德教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当代德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朱熹与康德哲学概念之比较

朱熹与康德作为中西方著名的哲学家,虽所处时代有所不同,但两人都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知识与深厚的学术素养。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对＂天理＂与＂物自体＂、＂物理＂与＂伦理＂、＂至善＂等重要的哲学概念的思考既有相似性,又有相异性,反映出中西哲学思维模式的各自特征。     

朱熹知行统一德育方法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朱熹德育知行观是对先秦儒家及二程的德育知行观的继承和发展。朱熹德育知行观的具体应用体现在其贵知、重行和知行相须的德育方法上。朱熹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对当前高校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示:高校德育要深化学生对道德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要加强道德实践,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要做到以知导行,以行促知,知行统一。     

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

朱熹是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极为丰富的经典阐释实践,其《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各自所属领域都有划时代的影响,而且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和成熟的阐释模式。在他的阐释逻辑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点,切己体察、虚心是基本方式,游动于“本意”与“己意”之间是阐释策略。其阐释思想自成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最高水平,体现着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学理逻辑与阐释路径。